法兰克福书展达到今日之规模与影响，有一人不可不提，他就是法兰克福书展前任主席彼得・魏特哈斯。这位主持书展长达25年的掌门人，在任内大力推动书展朝向专业化、国际化、数字化发展，使其成为世界各地大小书展的典范。为了表彰魏特哈斯的卓著贡献，人们亲昵地称他为“法兰克福先生（Mr.Frankfurt）”。
值此第61届法兰克福书展大幕将启，中国作为主宾国即将登台之际，商务印书馆推出魏特哈斯的自传《集书人》。书中详细披露了这位“法兰克福先生”办展25年来的甘苦心得，同时也呈现了法兰克福书展在跌宕时代中的曲折历程，以助我们近观这座“书之天堂”。
一个战后德国青年的文化选择
很少有人知道，今天已然功成身退的“法兰克福先生”早年曾是一个离经叛道的流浪客；更令人意外的是，这位今日德国文化的“代言人”，年轻时却是一个全面抗拒德国与德国文化的愤怒青年。这些转变，虽然表现为一个年轻人的思想转向，却也折射出战后德国青年一代的某种文化选择。
魏特哈斯出生于1938年，在鲁尔河畔的小城米尔海姆度过了求学时光。不过，他似乎并不喜欢这里，小城中压抑逼仄的气氛使他一再想要逃离：“每当第一阵春风吹过这座平淡无奇的城市时，我就无法在这里呆下去了。”多年后，魏特哈斯在回顾这种难以遏制的出走欲时，不仅归因于青春期的好奇心与叛逆心理，还从当时德国特有的时代氛围中找到了根源。
战败后的德国人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自我认知困境――以前深信自己是被选出的神圣民族，现在必须承认这个国家犯下了严重的罪行。雪上加霜的是，战后经济重建使得父辈们无暇他顾，正在成长的一代人只能自己照顾自己，这些孩子们一方面背负着沉重的历史包袱，另一方面却未能从父母那里得到价值观与历史观的有效指引。为了对那些10岁到12岁的孩童进行战争教育，学校常会带他们观看一播就好几小时的集中营影片。孩子们不得不目睹堆积如山的尸体如何由推土机运到沙坑里，看着僵硬的肢体好像被扔弃的玩偶般跌下坑去。“我们都沉默着，因为我们不知道看过这些场面后，应该怎么办。”
与无措感同时滋长的，是对生活环境的恐惧――“难道所有这一切都是每日和我同乘电车的那些人干的吗？”在这场“现代性大屠杀”中，许多平凡人成了不自知的杀人者与被杀者，即便是“死刑执行者”也有其天真世俗的常人面目。这让德国青年们陷入一种疑惧中。而另一些悲剧制造者仍毫发无损地活跃于政治舞台，如对屠杀俄国、波兰和犹太平民负有重大责任的特奥多尔・奥伯兰德居然成为了政府的难民部长，又让魏特哈斯深刻怀疑“真的是发生什么变化了么？”。他甚至进而认为，自己仍然是“这个可怕的文化遗产的继承者”。
这是一种尖锐而痛苦的觉醒，它不仅使魏特哈斯在面对社会时感到茫然，更产生了一种深刻的厌恶感。他叛逆，进而反抗，“从此，我拒绝德国的一切，我自己也不想是它的一员。作为德国人我感到痛苦，我要寻找另外的、陌生的属性”。他开始大量阅读拉美以及其他国家的文学作品，试图进入不同的世界。他还尝试各种“长途的旅行”，法国、英国、西班牙、希腊、土耳其，为自己规划了一条逃离德国之路。
这是一段漫长的自我放逐之旅，同时，也开启了通向未来的路。事实上，无论是在文学世界里，还是现实旅途上，魏特哈斯的异国之旅并未能帮他忘记自己的国家，反而处处提醒着这位“异乡人”的真正归属。1965年，他在哥本哈根一家印刷工厂上班的第一天便收到了一份特殊的“礼遇”――全体职工齐齐起身立正，举起右臂向他高呼：“希特勒万岁！”。
这些经历的累积使得魏特哈斯逐渐意识到，“回避”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最好方式。重新审视命题之后，他找到的解决之道是把那些模糊的罪恶感明朗化，并试着接受它：“这样才能找到我的德国属性，而不至于整日头上顶着污浊招摇过市”。他下决心接受自己是一个德国人的事实，结束漂流的日子，回到那个“问题成堆”的祖国。
魏特哈斯在这关键几年中的悟得，成为其后来事业的起点。尤其在进入法兰克福图书博览公司，开始负责海外书展业务后，他更是找到了将所思所得付诸行动的明确方向――向世界呈现一个理性、文明、开放的德国形象。他为自己订立的目标是：介绍德意志最优秀的文化、文学和语言，从而让世界和这个刻板的德意志国家及脆弱的德意志性格实现和解。
多年之后，他将这段曲折且艰难的心灵历程写成了一本书，起名为“把愤怒写入书尘”（中译本名为《愤怒书尘》）。
从展现德国到沟通世界
20世纪上半叶，法兰克福书展两次扮演了“文化使者”的角色。一战后，因战争激化的民族情绪蔓延到了出版领域，法国阿歇特出版公司在一篇双页广告中打出了这样的标语：“销售或购买贝德克尔的书就等于金援德国。”（贝德克尔为德国著名出版商）。1919年10月德国书业人士开办“第一届国际法兰克福展”，希望借此化解英法两国书商对德国图书与教材的仇视，弥合国家间因战争而产生的裂隙。二战后，作为战争祸首，德国国家形象一落千丈。人们再次试图接续600年前法兰克福书展的传统，举办了“第一届法兰克福书展”并延续至今。其深意所在，用魏特哈斯的话说，是借助文化的交流实现“世界与德国”的和解。
法兰克福书展的这一诉求与定位，正合魏特哈斯的心意。1968年夏天，当时还藉藉无名的魏特哈斯进入了法兰克福图书博览公司。在最初的5年中，他一直负责德国图书的海外展出，核心任务就是向其他国家推荐德语图书并介绍德国文化。其间，他走遍了北美、南美、亚洲与几乎所有欧洲国家。外展工作不仅帮助魏特哈斯开拓了眼界，实践了文化理想，更现实的是，磨练了他的工作能力。这是一个对综合素养要求极高的岗位：需要了解图书产业的整体状况，也需要培养筹办会展的综合能力。在经历5年锻造之后，当法兰克福图书博览公司监事会决定由这个只有36岁的“年轻人”接任书展主席时，一切都已是顺理成章。
从外展负责人变身为书展主席，不仅是职位的升迁，也带来了工作重心的转移。如果说，外展工作的核心是“如何向世界介绍德国”，那么回到法兰克福书展主会场，魏特哈斯所面临的挑战还包括“如何向德国展现世界”，进而“如何让不同世界彼此了解”。
回望魏特哈斯执掌法兰克福书展的25年，从1975年到2000年，正是一段隔绝与沟通并存的年代。现实中的铁幕阻断了人们抵达彼此的途径，沟通的渴望因而更为强烈。有鉴于此，魏特哈斯为书展定下了一项重要使命：为这个世界中的不同文化相互开启门户。
魏特哈斯颇具雄心地要把法兰克福书展办成一个具有顶尖水准、世界影响与持久发展力的书展，这就要求书展在专业性、国际性和前瞻性上有卓越超拔之处。如今审视魏特哈斯办展25年的“成绩单”，可知他在这三方面也最为用心。
在提升书展专业性方面，魏特哈斯的最大贡献是改变了书展的功能与格局。前任主席陶伯特是一位温情脉脉的老绅士，书展因其强烈的个人色彩而呈现为一场盛大的“家族聚会”。然而，随着书展影响力的传播，参加人数大大增加，这就要求书展必须提供更具专业性与实质性的会展服务。这种从“家庭聚会”到“专业会展”的革新，是魏特哈斯上任伊始便明确下来的新方向。
保持信息流的通畅与有序，帮助人们快速找到自己的商业伙伴，是衡量一个书展专业与否的重要指标。为此，魏特哈斯重新规划了摊位号码，启用一套简明有效的引导系统，并印制在主目录上以供查阅。更富成效的是，他提出了一个被沿用至今的机构创设――设立分类中心。魏特哈斯在接手书展第一年便开始策划各种“中心”：新闻中心、文学经纪人中心、外国书商中心、德国书商中心、插画家中心、译者中心。这些中心专为书展上一支由书商、图书馆工作人员、文学经纪人、插画家、译者和记者等成员组成的“移动大军”而设。由于没有聚集地，参展商根本无法掌握“移动大军”的行踪。设立各分类中心后，参展商们要找到他们便容易多了，而中心也能帮助他们获取更有针对性的信息，引导其参与花样繁多的展场活动。
举办一个国际性书展所面临的核心问题之一，是如何展现更为丰富的世界面貌，吸引更多国家参与办展。内容，是至为关键的切入口。1976年，魏特哈斯筹划了第一个主题馆――拉丁美洲主题馆。主题馆将瑰丽奇崛的拉丁文学带到欧洲，引发了整个欧洲的拉丁文学热。正是在这股热潮中，法兰克福书展一举成为世界出版的聚焦点、国际出版圈的意见中心。
从1988年起，另一个更具垂范意义的计划――主宾国计划付诸实施。这是一个既富想象力又具实用性的构想：每年由一个国家担任主宾国，负责整体策划当年的展示主题与内容。对参展国来说，可借书展平台宣传本国形象，扩大国际影响。而书展公司则可专注于提供更为专业的会展服务。各国颇倾心于这一构想，从1988年起，意大利、法国、日本、西班牙、墨西哥、荷兰、巴西、奥地利、爱尔兰、葡萄牙、瑞士等国轮番登场，好不热闹。主宾国计划也为法兰克福书展带来了国际性声誉，在引入国家力量参与办会之后，书展于规模、规格与影响力等方面都达到鼎盛，无可比肩者。
考虑到书展的未来发展，魏特哈斯在书展电子化方面做了颇多尝试。从1984年起，书展便会安排展出空间以支持新媒体，吸引一些具有前瞻眼光的出版公司。1993年，书展领导团队更是将当年书展主题定名为“法兰克福迈向电子化”，显示出这个有着600年历史的古老书展迈向信息化的迫切心情。作为法兰克福书展的一个远程目标，魏特哈斯希望书展能“成为传统出版社与新媒体信息供应商之间的桥梁”。之后的每届书展他都会策划一些与电子图书有关的主题活动，“电子出版物”、“软件书”、“口袋电子书”这些如今耳熟能详的名词，很多都是从法兰克福书展开始为更多人所了解。
卸任之际，这位法兰克福先生交出了一张不俗的“成绩单”：
参展商数量增加了145%，从3903家增加至9545家；
参展国增加了75%，从60个增加至105个；
参观民众增加了93%，从15万人增加至29万人；
期间，共举办6个主题馆和11个主宾国活动，筹办大小活动2340场。
兼容并蓄的气度与远识
魏特哈斯因其年轻时的种种行为与立场曾被同行疑为“左派分子”，为此他在《集书人》一书中专门回应了这一质疑。在一段名为“我是左派吗？”的章节中，他写道：“所有政治观点、意见，不论是左是右、是军事独裁者或左派独裁者、是解放组织或右派独裁者都能在书展上各自表述，这点对我而言一直都非常重要。”对于魏特哈斯来说，属左属右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彼此都有表述的空间。这不仅仅是“法兰克福先生”的观念，也是法兰克福书展的理念。
作为一个全球性书展，法兰克福书展自创办以来一直力主平等地对待各种语言与文化。书展对于参展商，无论其来自哪个阶层或掌握多少市场占有率，皆一视同仁。葛拉德、柯伯等书展元老在创办第一届法兰克福书展时便提出了一项原则：每位参展商，不论大小，一律占有两个摊位。在此后经营中，这种被精心维护的“平等”用一条条具体的规定贯彻于书展的方方面面：通过展位定价限制大出版社的扩容；禁止财力雄厚的参展商在书展目录或是自家展位外猛打广告；安排“第三世界”及中、东欧图书交易弱势国家搭配10－12个图书产业大国混合参展。这一系列措施旨在扶持小型参展团体融入法兰克福书展，不致因大型出版社的优势地位而被排挤到边缘，或丧失存在的意义。
然而，时至20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国际局势的变易，这一原则开始不可避免地遭遇冲击。美国、英国两大书展强势国家扮演起意见领袖的角色，不断要求改变这种基于“整体平衡”的摊位安排。他们要求转移到更好的展馆及位置，并提出要将包括两国在内的英语国家划入同一展区，而这势必导致其他国家及主题板块的参展商被拆分得七零八落。为避免各小型出版社团体被一再边缘化，魏特哈斯一面设想多种各方更易接受的方案，一面周旋于贝塔斯曼、兰登书屋等强势出版集团之中。然而，政治经济利益与人文环境的此消彼长，最终使得法兰克福图书博览会监事会――魏特哈斯的老板们――决定接受英美两国提出的参展要求，依照他们的要求调整展位布局，这令魏特哈斯感到十分沮丧。
平等之不可得，则寄望于相对的平衡。在会展布局上的“失利”使得魏特哈斯更偏重于在会展内容上做些“弥补”。多元化，是其在内容上实现平衡的重要方式。为此魏特哈斯组织了拉美、非洲、印度等主题文化馆，而在作为接棒计划的“主宾国”活动中，墨西哥、巴西、匈牙利、立陶宛、阿拉伯国家、韩国等非主流国皆有属于他们的“法兰克福之年”，也都得力于他的不懈争取与协调。
对于不同意识形态国家，魏特哈斯显示了一个顶级书展掌门人的气度与远识。冷战时代的苏联及东欧集团出版社，每年都由政府大力资助前来参加法兰克福书展。但苏联解体后，由于缺乏出资人，这些出版社都无法前来参展。对此出现了两派主张，一派提出让市场机制自行运作，等他们有能力时再来参展，另一派主张书展应扮演更主动的媒介角色，起到更积极的推动作用。魏特哈斯赞同后一种主张。他不仅向东欧出版社提供各种补助，还在几乎所有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及当时“独联体”国家的首都举办出版社行销与管理工作坊。后来，这些地区出现了许多优秀的出版人，长期活跃于法兰克福书展的舞台。
魏特哈斯说他因办书展而喜欢“集书人”――搜集国际书业的人才，这些同时拥有智慧与理想的人们是他真正的同道。只是在这场高朋满座的聚会中，必然存在着矛盾、纷争，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也着实考验主人的智慧。魏特哈斯曾提出过一个处理分歧的理念：“为其而战（fight FOR them）”而不是“与其作战（fight AGAINST them）”。把自己融入到问题中，站在对方的立场而不是对立面上去考虑问题，这种兼容并蓄的精神是魏特哈斯所倡导的一种办展理念。正是怀以这种包容的姿态，他将一个又一个美丽新世界引领到人们面前，引导人们抵达彼此的精神世界。
2009年，法兰克福书展将迎来一个崭新的主宾国――中国，古老的国家与悠久的书展终于交汇在一起。在这场秋天的盛会上，相信热衷于“集书人”的“法兰克福先生”一定不会错过来自东方的书卷、香茗与博雅的爱书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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