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曰美教授的新著《人的主体意识的发展与先秦文学》从人学与文学的结合出发，以新颖独特的视角，优美洗练的语言，从人类学、历史学、文学、社会学中寻求契合点立论，从历史长河沉淀下来的先秦文学中
自从顾颉刚先生提出了“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历史观以后，人们就对于早期历史，特别是三代之前的历史的真实性提出质疑。早期的历史由于没有文字的记载，大多依靠神话传说流传下来。“神话不同于历史，历史记录一旦形成，只要没有后人的篡改，它就会停止变化而固定下来，从而代表某一个确定的年代。神话却是自古口口相传，经历了无数世代之演变。”因此，流传中的神话，“既是某一时代的，但同时又不能不是诸时代的。”“神话在其产生形成的过程中是与整个民族的融合?成长过程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它时时刻刻都经历着旧的内容的淘汰死亡和新的内容的生成增加。这就使得神话具有不够统一?不够稳定的特点。”
那么作者是怎么解决这一矛盾的呢？试举一例：女娲从一个蛇身人面的神?变为补天造人的天神，进而成为伏羲的妹妻，在这一过程中女娲的形象明显地被不同时代的人们再创造。那么，神话背后的时间尺度如何考量？它又是如何反映人的主体意识的发展这一主题的呢？作者借助的是“对神话之内在结构进行单位分析”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认为：“一个神话的真正的总构成单位不是孤立的关系，而是一丛丛的此种关系，而且此种关系只有成丛存在才能拿来适用于结合的时代，但如果结合在一起，则我们就把我们的神话以一种新的时间尺度重新组织起来，即一种既同时代又异时代的尺度。”运用这种方法将神话的“原型”与“母题”剥离开来，继而探寻神话背后与主旨的关系。这样就能将看似深邃的理论构建与繁冗难辨的文学材料层层剥开，主旨最后也就水到渠成、门户洞开了。“从女娲神话演变的历程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出人的主体意识的发展对神话的影响。第一阶段：人类没有主体意识，物我混同的阶段――女娲人面蛇躯；第二阶段：人类有了群体的主体意识，母系氏族时期――女娲治水补天；第三阶段：个体意识萌芽，男性成为社会的中心和主体――女娲成为伏羲妇”。
作者论及原始社会的物我混同阶段时，还列举了大量的神话，如《山海经》中记载的那些神奇怪诞的国土和人种，像羽民国、贯胸国、无肠国以及断头英雄刑天的故事，说明神话反映出来的人类，并不明确甚至混混沌沌，常常处在人神或人兽杂糅之中。而共工最初的形态和其他诸神一样，也是一个半人半神的怪物，但在较晚出的《神异经》中，共工就变成恶怪了，后来又变成了“使洪水泛滥，贻害天下”的叛臣，说明当人们还没有主体意识的时候，共工是人兽杂糅的形象，当人们迈入文明门槛时，共工有了个体意识的萌芽――他与颛顼争帝，不胜，怒而撞山。
在类意识的觉醒阶段，作者用祖先崇拜表明人类主体意识的觉醒。《诗经・商颂》、《玄鸟》、《长发》等作为商部族祭祀祖先的诗歌，展示了部族作为群体存在的人的主体意识的发展。尽管从中可以发现原始混沌观念的残余。又举周族的《生民》篇追述周始祖后稷，描写劳动过程反映周人对劳动与本民族的热爱，是人类群体意识的重要表现。再如《公刘》，公刘已经不再像《生民》中的后稷那样半人半神，而是有着更多社会规定性的人，显示人类主体性的提高。然而公刘的英雄业绩始终同整个周族的集体活动密切联系在一起。故这种主体性也更多的是类的主体性。
在个体意识的觉醒与张扬阶段，作者不惜重墨描述士阶层的崛起与壮大。正如文中引用李斯、王充所言，“今万乘方争时，游者主事”，“入楚楚重，出齐齐轻，为赵赵完，畔魏魏伤”。再谈及具体的战国四公子、齐国的稷下学宫等，在文学上的表现，作者论述了孔子其人其文的仁爱思想，为仁由己的情怀，对道的执着追求，宣泄了孔子的主体意识；孟子其人其作的仁政思想，浩然正气，体现他的独立人格；荀子的“人有其治”,“涂之人可以为禹”，突出了他的个体意识；庄子的《逍遥游》使个体意识张扬到极致。
这些资料可以说有诗有文、风格迥异，时间跨度大，历史积淀深，表述起来难度不可谓不小。作者对此却游刃有余、举重若轻，很好地把个案分析融于主体论述之中，无论是考镜源流，叙述历史；还是分析古籍，探讨典故，都是从容不迫，娓娓道来，不仅使文章富有说服力，而且还颇具趣味性。凡此种种，足见作者用力之深、用功之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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