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译林出版真正的接触，时间很晚，是2006年。那一年，他们请钱定平先生重新翻译并再版了德国作家本哈德・施林克的小说《朗读者》。他们看到了2000年我在上海文汇读书周报上发表的一则短文《小说还能带给我们什么》，那想想，这样说，其实并不准确。一个人和一家出版社的友谊，不见得只是从直接接触具体往来开始。作为一个读者，和出版社的友谊或曰情分，更在于书籍本身，书籍才是出版社的根本，是联系读者和作者高山流水的纽带和媒介。
如此说来，我和译林出版社的友谊要上溯到更早，在它刚刚建社的20年前。我最早是从一本叫做《译林》的杂志认识它的。当时，我国专门出版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的杂志，主要有老牌的《世界文学》，和后来上海的《外国文艺》，《译林》当时是初出茅庐，它凭什么本事和人家老资格的两家要平分三家天下？这是我当时买它读它的原因。它让我想起同样出自南京的大型杂志《钟山》，当时，《钟山》已经影响不小，是要和上海的《收获》，北京的《当代》《十月》叫板的。《译林》的横空出世，有点儿和《钟山》振起双飞翼一般，无形中带动着南京这座城市文学重镇的作用。当然，这是以后文学史和出版史如何评价的事，对于我，买一本杂志，看重的更是它的内容哪里吸引了我？《译林》是大开本的，容量更大，几乎每期有一篇外国长篇小说；此外，它更重视当代外国文学和当代的现代派文学。这让它有了特色，也有了和两位老大哥甚至老太爷分庭抗礼的资本，或者说勇气。
我就是从那时知道了南京有家新成立的出版社叫译林出版社。从此，我买了它出版的许多书。最早买的是一套普鲁斯特的《追忆年华似水》，那是它1991年出版的。这应该是普鲁斯特这部大部头第一次在我国翻译出版，这样的书，我相信读者不会太多，普鲁斯特也无需那样多的粉丝一般大呼小叫的热捧。但是，它需要一个出版社的眼光和勇气，还得有点儿底气，因为很可能因为发行量而赔钱，出版社得有经济作为支持的底气。如果说，眼光，很多出版社都不缺乏，但勇气和底气，不见得都有。或许，这样的勇气和底气，衡量着一个出版社是否大气。
以后，我买了它出版的美国作家品钦的《万有引力之虹》和《葡萄园》。这是两本不好读的书，当时我在书店里买它的时候就心存暗想，恐怕并不是哪个出版社都敢出这样的书的，因为这样的书注定读者不会多，在码洋衡量出版社的利润的时局之下，在发行量成为出版社的脸面和宣传的说辞之中，在许多出版社大量重新再版或萝卜快了不洗泥速译古典外国名著的背景之中，特别是在中国现代派文学已经落潮的新世纪伊始，谁会出版这样的书，都是要仔细掂量一下的。但是，品钦的这两部小说，在阅读美国当代文学中又确实是绕不过去的。出版这样并不讨好的书，的确需要勇气和底气。
在这以后，我又陆续买了译林出版社出版的罗伯―格里耶的《橡皮》和《窥视者》，买了《卡尔维诺文集》。可以说，这些书，都是外国当代文学中现代派绕不过去的著作。从此，我更将其视为译林出版社的特色，只要选择这样的书，肯定首推译林。坦率的说，在此之前，安徽、花城、浙江、湖南，都开风气之先，曾经出版过不少这样的著作，可惜，由于种种原因，日后它们都半途而废，难以为继。流年暗换之中，将斯任转换至译林的肩头。
还有一本书，也值得一说，那是2002年底，我买了一本德国小说《疯狂》，作者本雅明・莱贝特是德国的一位少年作家，典型的80后，出版这部小说时年仅16岁。这是一本非常好读、且有意义的青春成长小说。我一直认为，译林出版社选择这部小说在中国出版，是有其针对性的。因为我国80后的少年作家不仅成为了独具特色的文学现象，而且是一种引人注目、众说纷纭的社会现象，看看国外少年作家的路是怎么走的，特别是看看国外少年作家的作品是怎么写的，无论对于我们认识这一少年作家现象，还是对于少年作家自身的成长，都不无裨益。可惜，这本书，没有太大的影响，我们的少年作家和成人评论家，似乎都太忙而无暇顾及。但是，一个出版社的好意善意和深意，不该拂逆。
转眼，译林出版社已经成立20年，做为出版社，自然要悉数它自己走过的脚印，做为读者，我只是盘点一下，我买了它出版的书有多少，又有多少经过20年的淘洗，至今还保留在书架上。我以为，这应该是对一家出版社最好的支持和祝贺吧？从另一种角度而言，衡量一个出版社的价值标准，是不是应该有这样一条，那就是读者真正自己花钱愿意从你那里买走了多少书？买过的多少书至今还能够依然放在书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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