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十五岁立志求学，学什么呢？是学知识，还是做人？有人说是学礼，因为《论语》第八章中说过：“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那“三十而立”就是“立于礼”了。这就是说：十
西方是如何理解这种心路历程的呢？我们看看理雅各的译文：
At fifteen,I had my mind bent on learning.At thirty,I stood firm.At forty,I had no doubt.At fifty,I knew the decrees of Heaven.At sixty,my ear was an obedient organ for the reception of truth.At seventy,I would follow what my heart desired,without transgressing what was right.这个译文，在五十岁以前，都和原文一致。到了六十，译者把“耳顺”解释为“耳朵是接受真理的驯服工具”，这就不仅是翻译了原文的表层结构，而且是揭示了深层的内容。七十也是一样，“不逾矩”说成是“不超越正确的范围”，使人更容易理解。那么，五十以前，能不能也译出深层的内容呢？问题似乎不那么简单。因为“志于学”的深层内容要问“学什么”？如果要古为今用，那就只好结合个人的具体情况来谈了。
说到自己，我是学外文的。恰好决定学外文的那一年，正好是十五岁，那年我在江西省立南昌第二中学高中二年级，英文老师要求我们背诵三十篇短文章，其中有英国莎士比亚的《恺撤大将》选段、美国欧文《见闻录》的序言。背熟之后，我对英美的文史风光有了兴趣，就开始考虑升学读外文了。但是如果要说立志，恐怕还没有达到那个高度，只是喜欢而已。到了三十岁，全国已经解放，我从欧洲游学回来，由教育部分配到北京外国语学院任教，开始了我这一生的外语教学事业，可以算是三十立业了。
到了四十，能不能算“不惑”呢？我二十岁时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在美国志愿空军做了一年英文翻译。二十二岁，我又把英国德莱顿的诗剧译成中文，发现兴趣很大。我同时在中学教英文，兼任大学助教，也受到了欢迎。当时对我而言，到底是教学呢，还是翻译呢？这是一惑也。结果我选择了双管齐下，工作是教学，业余搞翻译，解决了问题。在国内学了十几年英文，来国外又学了几年法文，自然学了英文再学法文，事半功倍。但到底做英文工作还是法文工作？这是二惑也。这个问题好办，服从工作需要。援助越南抗法战争时搞法文，越战胜利之后又搞英文，两全其美。于是我正式工作是英文法文教学，课余又把《毛泽东诗词》译成英法韵文，还把一本罗曼・罗兰的小说译成中文。这样就成了国内外第一个能进行中英、中法互译的人才。刚好那时(1958年)公布了“高等教育六十条”，规定外语一级教授必须精通两种外语。我想精通至少应该能够互译，于是心中暗喜，以为胜利有望。不料评审结果，只评了个五级，而评上一级的教授，没有一个出版过两种外文互译作品的。这是三惑也。不过这个问题倒不难解决。按照孔子的说法：“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按照当时的说法：工作要向高处看齐，报酬要向低处看齐。我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知是不难，也可以说是“四十而不惑”了。
至于“五十而知天命”，“天命”是什么？是东方的命运，还是西方的上帝？联系个人的实际，我看“天命”可以理解为不可抗拒的客观规律或暴力。例如1966年爆发的“文化大革命”，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刚好五十岁上下，很少有幸免的，不是受到批判，就是挨了斗争，甚至送了性命。所以“知天命”者只好苟全性命于乱世，才能保全文化，流传后代了。
“六十而耳顺。”耳顺是什么意思？有人说是能够虚心接受批评。理雅各说能接受真理，那就不能接受错误的意见了。我看还是能够分辨是非，接受正确的意见，指出批评的错误，这样才能互相提高，共同进步。例如翻译问题，有人认为翻译应该忠于原文的表层结构(如把法国小说《红与黑》中的市长夫人含恨而死译成“死了”)，并且批评表层结构不相同的译文(如把“含恨而死”译成“魂归离恨天”)，说是用了成语，违反了修辞规律。这时就要指出用词只是表层结构，更重要的是深层内容，为了内容可以改变表层结构。贝多芬说过：“为了更美，没有什么清规戒律不可打破。”这样才能提高翻译水平。
最后，“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是人生的最高境界。“从心所欲”，是进入了自由王国，可以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和创造力。“不逾矩”是停留在必然王国，还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只敢人云亦云，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回想自己七十年的翻译史，如能进入自由王国传情达意，就会感到“不亦乐乎”。而一般还是在必然王国对付表层结构，“词达而已”。
我且以对《论语》这段话的英译，来表明我的心志：
At fifteen,I was fond of learning.At thirty,I was established.At forty,I did not waver.At fifty,I knew my sacred mission(or the objective law).At sixty,I had a discerning ear.At seventy,I could do what I would without going beyond what is r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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