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大典
1949年7月2日，在毛泽东所希望的“我们应该拍掌欢迎”的“新中国航船”的桅杆露出东方地平线之际，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简称第一次
第一次文代会开得热烈、隆重，曾经长期被阻隔的国统区（国民党统治区）和解放区（中共领导下区域）的文学工作者“会师”，统一到了一个旗帜之下，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规定的中国文艺新方向，成为全国文艺工作的方向。
这次被誉为“当代文学的伟大开端”的大会后，从1949年至1959年十年间，文学创作延续了此前与政权紧密结合的范式，继续成为政权话语体系的“文学版”；而从另外一方面讲，“和平话语体系”毕竟与“战争话语体系”不同，因而延续中也发生了有迹可循的嬗变。
“颂歌”与战争题材的写作
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成为民族全体仰视的灯塔。在这种时代情绪影响下，作家这一独特的群体被深深感染。50年代初，前所未有的“颂歌”创作引领了文坛。
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将文学创作纳入革命话语体系下，“文艺为政治服务，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成为延安作家们创作的规则。
“文艺为政治服务”，来源于“文艺从属于政治”；而“文艺从属于政治”的说法，是30年代从苏联介绍过来的理论。那时，与全国激烈的阶级形势相伴随，中共在文艺战线面临着激烈复杂的阶级斗争形势。“文艺从属于政治”这个口号，在抵制资产阶级文艺思潮、唤起民众投身民族解放洪流中，发挥了积极的影响。但在和平时期，这种提法常被狭隘地理解为文艺必须配合党的政治路线和政治运动，过分强调文艺的政治功利性质。
当时绝大多数作家对于继续强调文艺的政治功利发自内心地拥护。那时，建立政权初期的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人，所具有的向心力是空前的。土地改革和农村合作社唤起了亿万农民的热情，跟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十六国军队在朝鲜打得难解难分恢复了民族的自尊心……这一切，使得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政权成为民族全体仰视的灯塔。在这种时代情绪影响下，作家这一独特的群体被深深感染。
然而，共和国毕竟刚刚诞生，中国人民所期待的伟大时代、壮丽篇章的序幕刚拉开，作家为这个时代服务的作品创作必然滞后。在这样的气氛下，一些作家对新时代的讴歌，就以政治抒情诗的方式喷薄而发。在50年代初的文坛，前所未有的“颂歌”创作，引领了文坛。“颂歌”的主要内容，体现在对新政权及其领袖人物及新生的社会主义祖国的歌颂上。胡风的长诗《时间开始了》，郭沫若用古典词赋形式写出的《新华颂》等，都是采用宏大叙事的方式展现“时代的声音”，是这个时代的代表作，并构成了一个特定时代的诗歌特色。当然，并不是所有的颂歌都以“时代声音”为主题，都以宏大叙事的方式来展现。譬如，诗人臧克家在1949年底为纪念鲁迅所作的短诗《有的人》，诗中短句：“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不宏大，不华丽，但却成为流传至今的名句。
另外一些作家则把目光转向了中共领导下的革命斗争历史。歌颂革命战争，并通过描写战争来普及现代革命历史和中共党史，成为整个50年代作家文学创作中最富有生气的部分。刚刚结束不久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成了众多作家竞相反映的热门题材。袁静、孔厥的《新儿女英雄传》、孙犁的《风云初记》等一系列表现华北抗日根据地战斗生活的作品率先拉开了战争小说的序幕。此后，抗战中敌后斗争的传奇性故事受到广大作家的特别欢迎，知侠的《铁道游击队》、刘流的《烈火金刚》、冯志的《敌后武工队》、雪克的《战斗的青春》等在当时都风行一时。与抗日战争的游击题材相比，第三次国内战争题材的创作更为活跃。碧野的《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杜鹏程的《保卫延安》、峻青的《黎明的河边》、肖平的《三月雪》、吴强的《红日》、罗广斌、杨益言的《红岩》（该书虽然是在1962年出书，但在50年代末已经在酝酿了）、曲波的《林海雪原》、玛拉沁夫的《茫茫的草原》等各种体裁的小说，都是当时引人注目的作品。
1951年朝鲜战争爆发以后，许多作家（包括来自国统区的作家）有的自愿要求去前线，有的被组织统一安排到前线体验生活。这些作家归来后，写出了一些作品。巴金写出了《生活在英雄们的中间》、《英雄的故事》、《会见彭司令员》等文章，其在60年代初发表的《团圆》改编成电影《英雄儿女》后，风靡一时；刘白羽两次赴朝，出版了通讯报告集《朝鲜在战火中前进》、《对和平宣誓》，短篇小说集《战斗的幸福》；路翎的短篇小说《洼地上的“战役”》、杨朔的《三千里江山》等关于朝鲜战场上的故事，也成为当年脍炙人口的作品。
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些曾经影响过几代人、被称之为“红色经典”的作品，因遵循“从属说”的创作准则，题材不免狭窄，创作手法单调，尤其英雄人物大多数是模式化、单一型的“高、大、全”，与严肃的创作范式相抵牾。但是，正如历史的走向充满着遗憾一样，历史走向下的文学作品也不能幸免。
讴歌农村社会主义运动
这场运动行进过程中，投身其间的作家们，当然不会有超越历史的清醒。作家们从感情上确认这是摆脱几千年来私有制度的伟大革命，不可能毫无讳饰地揭示出这场历史变动给农民带来的真实况景。
进入50年代中期后，已经走过五六年历史的共和国，虽然尚未结束百废待兴的局面，但是欣欣向荣的局面开始出现。一大批作家开始把目光转向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
占全国人口80%的农村受到了作家们的关注。从50年代初期的农村合作化运动到1955年之后的农村社会主义运动，农村的变化成为震撼每个作家心灵的历史事件，作家创作的兴奋点也被充分调动起来。在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一批反映农村社会主义运动的作品横空出世。周立波的《山那边人家》、《山乡巨变》，柳青的《创业史》，赵树理的《三里湾》、《锻炼锻炼》等等，都具有研究那段历史的“文本价值”，也是印记在共和国同龄人以及四五十岁人心中挥不去的心结。
这里应当指出的是，从农村合作化运动到农村社会主义运动，党中央在指导思想上的左倾冒进，在1981年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已经进行了实事求是的评价。在这场运动行进过程中，投身其间的作家们，当然不会有超越历史的清醒。因此，在他们的作品中，所展现的主题都是拥护农村这场伟大的社会主义改造的，作家们从感情上确认这是摆脱几千年来私有制度的伟大革命，不可能毫无讳饰地揭示出这场历史变动给农民带来的真实况景。尽管如此，这些作品至今依然有其价值。学者陈思和评论说：“这些作品虽然在创作背景上保持了强烈的时代共鸣，内容构思和人物塑造也都含有明显的政治宣传意图，但作家们凭着对农村生活的丰厚经验和美好感情，在文学创作的各个层面上或强或弱地体现出民间文化艺术的魅力，终于使作品保持了动人的创作情感和活泼的艺术魅力。”
文学创作准则的嬗变
一批青年作家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大胆干预生活，深刻反映人民内部的复杂矛盾，揭露和批判了官僚主义和其他阻碍社会主义建设的消极现象，同时显示了社会积极建构的力量。
在全国解放共产党已经成为执政党之后，和平时期与战争时期人民对文学审美情趣的差异也就凸现出来。在战争时期起过积极作用的“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在和平时期人民的精神文化需求日益强烈的时候继续沿用，必然会使文艺丰富多彩的特性陷入到单调、狭隘的境地，文艺在感染人、陶冶人、愉悦人等方面的作用也被消解。
开国之初的几年里，尽管延续延安的创作准则是文坛主流，但文艺界领导对和平时期人们对文学功能的变化，是有清醒认识的。在强调“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文艺为政治服务”口号同时，也试图强调人们对文学审美趣味的要求，以淡化或消解“二为”口号中的后者。在1953年的第二次文代会上，周扬在报告中指出：人民群众“对艺术的要求和趣味迅速提高了，他们不但要求新的文学艺术创作有足够供应他们的数量，而且还要求这些作品有适合于他们要求的水平”，意在要求文艺界人士更多地注意和平时期文学功能的变化。
1956年，在党的八大上，周扬在题为《让文学艺术在建设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发挥巨大的作用》的发言中更明确地指出：
假如说在过去，在紧张斗争环境中，有些作品即使内容比较简单，形式比较粗糙，只要它能够起一定革命的宣传作用，人们也不去苛求它；那末，现在人们就要求文艺作品更加丰富多彩。文艺的任务是通过对于现实生活的形象的描绘来帮助人认识世界，从情绪上感染人，陶冶人的性格。我们的文艺应当以共产主义精神教育人民，培养人们高尚的美感，树立新时代的美的观念。要求文艺服从政治，不是机械地规定作家写什么和怎样写，作家在作品的取材和形式上，应当有广泛的自由。离开内容去追求形式，固然是不对的，但是忽视艺术风格的优美和多样性，也会使作品的内容变得单调贫乏起来。作品的政治性应当力求和艺术性相一致。
这里，周扬不但强调了和平时期“文艺的任务”，而且出于对“文艺为政治服务”口号所带来的弊病的清醒认识，对这一口号作出了新的解释。
到了1956年至1957年春夏之交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早春时节”，“双百方针”所产生的积极、巨大的影响，使既往延续的创作准则产生了嬗变的可能性。出现了一批游离于上述延续政治创作准则两种题材之外，以揭示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矛盾的作品。这部分文学创作主要是由一批青年作家来承担，如王蒙、刘宾雁、宗璞、李国文、陆文夫、从维熙等人的小说和流沙河、邵燕祥、公刘等人的诗歌。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刘宾雁的《在桥梁工地上》、《本报内部消息》、李国文的《改选》等小说，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大胆干预生活，深刻反映人民内部的复杂矛盾，揭露和批判了官僚主义和其他阻碍社会主义建设的消极现象，及其政治经济体制上存在着的弊端，同时又在揭示阴暗面的过程中显示了社会积极建构的力量，流沙河的《草木篇》是以讽刺和象征的诗歌形式，体现了同样的现实战斗精神。另一批作品如陆文夫的《小巷深处》、宗璞的《红豆》等则涉及了以往的社会主义文学不敢轻易描写的爱情生活题材，揭示了人物丰富的情感世界，从而折射出时代历史的变迁。
可惜，好景不长，1957年的“反右”，这批“小荷渐露尖尖角”的文坛新秀们，几乎无一例外地被风暴所席卷，他们的作品被视为“毒草”而遭到批判，作家本人不仅失去了创作自由，而且丧失了起码的政治权利，直到二十多年之后，他们才作为“重放的鲜花”而再次开放在中国文坛。
（注：本文写作过程中参考了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复旦大学199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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