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若问及我心目中的教授――说偶
吾生也晚，不曾受业先生门下，专攻亦相去万里。惟一或可称上缘分的，是我和先生同样在岭南名城广州生活了20年，而且有三四年就同先生居住过的康乐园――中山大学校园比邻而居。惜乎我到达广州的时候，先生于六年前就已永远离开广州、离开人间了。
然而我还是同先生“相遇”了。十几年后，我在暨南大学校园一家小书店里有幸“邂逅”了先生。先生静静现身于房间角落荧光灯下一个简陋的书架：《陈寅恪的最后20年》（陆键东著，三联书店1996年7月版），于是我把先生小心请进了我的书房。从此我认识了先生，认识了20世纪一位独步孤叹的卓越的学人，认识了一位被誉为“教授之教授”的“一级教授”。
其治学也，先生负笈海外十六载足迹遍三洲，通晓十数种外语及梵蒙藏西夏等文字，然而异域文化始终无法冲淡他对故国文化的深深依恋和忠诚。在传统文化风雨飘摇之际，甘愿为其“托命人”，终生矢志不移。但先生并非纯粹出于怀古幽情，而认为文化传统之所以不能割断，是因为民族自立国家自立，首要在于文化自立，并预言“华夏之文化……终必复振”。故孜孜??，从不懈怠，即使在双目失明后的20余年甚至在失明膑足的生命最后几年仍著述一百余万言。真知灼见，横跨中西文史，如银河在天，闪闪耀眼。
其教学也，“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中外教授，如恒河沙数，试问哪位敢出此豪言？且看其讲课风姿：“貂皮帽、衣狐裘、围围巾，手提蓝布小包袱，坐在南区（指西南联大――笔者注）小教室里，有时微笑，有时暝目，旁征博引，滔滔不绝。同学如坐白鹿洞中，教室虽无绛帐，却也如沐春风。”何等才气纵横，所向披靡，俯仰之间，绝尘而去。无论在西南联大还是在岭南中大，先生的课堂都有其他教授侧耳倾听，故有“教授之教授”的美誉。
更让我景仰的是先生的信念和风骨。在先生眼里，学术是非可以商量，个人恩怨不必芥蒂，惟独“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须以死力争。先生早在1911年22岁在瑞士留学时代就读了《资本论》原文，但认为研究学术“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50年代被邀赴京出任中国科学院中古史研究所所长时亦不改弦更张，并“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先生通晓古今洞察天人之学识与先见之明，当然知晓这样做在当时是多么不合时宜，但他决不通融。
先生治学之纵横捭阖横无际涯固不可及，教学之电光石火出神入化亦不可仿，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人皆可学，可以向往。至少，认识先生后我多少看淡了一些时人趋之若鹜炙手可热的东西，如课题、项目、获奖等明显带功利性世俗性的东西，而开始注意倾听自身灵魂的声音、社会底层的声音、文化和学术内生的声音……
让我们记住这一时刻：1969年10月7日5时30分，陈寅恪教授在中山大学一座被迫迁入的平房里去世，正对其窗口的广播喇叭的高分贝批斗声应该尚未响起……
先生去世40年了，整整40年。谨以此文纪念我心目中最可敬佩的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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