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范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前副院长、我国国际关系史研究的领军人物方连庆教授离开我们已经一个月了。乍闻噩耗时，虽然不能说完全没有心理准备，但仍然很难接受这个事实。现在心理震动逐渐减弱，伤感却不绝如缕地袭来。方老师的音容笑貌常常清晰地浮现在眼前，怀念之余，更令我感触万端。

初识方老师，是在1982年秋天的《现代国际关系史》课上。当时我们虽已是大二的学生，又常以身列北大的几个“外字号”专业为荣（记得其中有我们国际政治系的国际政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专业，历史系的世界史专业，法律系的国际法专业，经济系的世界经济专业），但实际上一则国门初开，二则在学养上严重先天不足，基本还是“昧于外势”。加之上一学期刚学完王炳元老师的《近代国际关系史》，100多个国际条约的名称、年代、当事国、主要内容等还在脑子里纠缠翻滚，所以颇有畏难情绪。当时的方老师刚过不惑之年，风度绝好地出现在大家面前（不知是否巧合，国政系那一代讲国际关系史的老师――王炳元、方连庆、李茂春，都是仪容优雅并各有特色）。几次课下来，大家的紧张心情舒缓了不少，加上无论如何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历史背景还比较熟悉，所以开始有闲情欣赏起他偶尔露出的安徽乡音。不知为何，他对《慕尼黑协定》签订前后法国政客赖伐尔表现的评论给我印象尤深。三年后阴差阳错，没有丝毫心理准备的我竟然去了法国留学，也可说是一重因缘。虽然志趣已改，但还真是有意看了些关于第三共和国后期历史的书。

1992年，我从法国回到北大国政系任教，与方老师在同一个教研室，1996年后并开始协助他所分管的教学工作，这才与方老师有了真正的接触。

方老师的专业领域是国际关系史，对20世纪前半叶的国关史造诣尤深。他主持编写的国家重点教材已成为国内的经典教科书。由于方向的不同，我对于方老师的学问，其实远不足窥其堂奥。他对我的影响，更多的是在其他方面，当然也是更重要的方面。

方老师给人的第一印象，是永远的和蔼可亲，老北京所谓的不笑不说话。对此，人们也许只道寻常。但现在认真回想，近20年来我竟然没有看到过一次他发火或者失态，这就绝不能用简单的好脾气来解释了。在与同事相处时，他一向低调、不争，不在小事上固执己见，有时宁愿屈己从人。方老师是回民，同时又深谙养生之道，在饮食上颇为讲究。他经常开玩笑地总结说自己不能吃天上飞的、地上走的（包括牛羊肉），只能吃水里游的。但在饭桌上他从来不会让主人为难，总是怕给人添麻烦。同事们凑在一起时，难免偶尔臧否人事，其间更不乏睥睨群雄、目无余子的议论。但方老师却永远能够发现他人的优点并加以揄扬。即以有些人看似最微不足道的仪表穿着，方老师也总是毫无瑕疵。

在少不更事时，我未必会对上述印象给予如此关注。毕竟人们总是说内在的东西更加重要。而奇特突兀、我行我素、卓尔不群又最容易成就无数文人的轶事佳话。《世说》中固设“仪容”一章，但更钟爱的，似乎更是狂傲放诞之辈。时下对知识分子的标准则是所谓成功：学问有成、获奖无算、誉满天下、桃李遍地。一般说来，强势、外向比温文尔雅、谦抑内敛更容易实现这些目标。然而，这些年来读书阅世，渐渐也有了一些心得。我转而觉得，许多看起来十分简单基本的要求其实并不那么容易做到，其实是对一个人的真正考验，其实能反映一个真正的人，其实有它的深远意义。当我们过分强调实质而忽视形式时，我们是否认识到形式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实质的反映？当我们过分强调成功时，我们是否认识到自己的价值首先是一个人，其次才是知识分子，而所谓的事业（与《易经》中的定义有天壤之别）不过是琐屑之事？许多有识之士不无道理地指出，现今的学者，在文章上或颇有可观。然而在长期以来“大风大浪”的洗礼下，却缺少了老一代知识分子温良如玉的风度，有些人甚至大有市井之气。从这个角度看，方老师虽然完整地经历了狂飙时代，但却用自己的日常行为完美地诠释了传统而优美的君子之风。

方老师在北大国关学院主持教学工作前后超过10年，并长期担任学院学术委员会领导，筹划学科的发展。按照我的观察，在这方面方老师主要致力于两件事：培养风气、奖掖后进。

与北大其他学科、特别是文科如文史哲等传统强系动辄将近百年的传统相比，1964年方始建系、并很快经历社教与文革的国际政治系实在属于新进之辈。记得1980年我接受入学教育时，感触很深的就是历史系的教授副教授有几十人，而整个国政系只有主任赵宝煦先生是文革前的副教授。差距是真实的，我也从不相信通过人为的赶超工程便可弥补历史留下来的差距。在硬件设施等方面，只要不计工本，大楼可以迅速地平地而起。然而由历史积淀而成的风格、底蕴，是无法用唯意志论的手段迅速养成的。“霸蛮”者很容易被人嘲笑为“树小房新画不古”的新富。老成谋国之道，其实恰在于不与人争一日之短长、不追求立竿见影，而是养成一种自由、宽松、和谐的学术风气，并以诚意汲引作育人才。这是包括方老师在内的国政系―国关学院老一代领导的大智慧，他们能够先知先觉地形成并始终不移地坚持这种共识，实在是我们这些后来者的幸运。

如何办大学的著作文章，早已汗牛充栋。走向辉煌的各种条件，也被分析得细致入微。但是我心目中理想的大学其实十分简单：教员们有钻研学问、探究未知的兴趣；有让他们依照兴趣发展自我的心境――环境和时间；有同事间活跃的切磋琢磨；有师生间的真正互动。当然，作为一个教学单位，需要有一个得到大家认可的学科发展框架，也需要尊重各种规章纪律。但归根结底，院系应当是一个平等的学术共同体，“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学术自由、兼容并包”实乃举世公认的准则。

遗憾的是，这些理想并不总是反映现状。随着财政投入的加大，大学的行政化、机关化的倾向也日趋严重。各种与学术无关的杂务，占用了院系与教员的大量时间精力；各种刚性柔性的考核指标，急功近利的绩效主义管理，更是严重挤压了大家的自由发展空间。

在这种浩浩荡荡的大势下，有一群开明睿智的单位领导，能够给大家营造一个宽松和谐的小环境，实在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事，方老师就是这样一位领导。他对于许多时髦的口号和措施其实大不以为然。但由于谦忍的性格，加上身在其位，他又只能屈己从人。在完成自己教学科研任务的同时，他花费了大量的时间精力去开会、起草报告文件、处理各种琐事。通过自己的付出，通过将上级文件规定按照本院的实际加以细化变通，将许多本会压在教员头上的负担化解掉、过滤掉，其贡献恰如托克维尔所描述的法国旧制度下的次级权力。在老一代的长期一贯的努力下，北大国关学院人际关系和谐，学术气氛宽松，每个教员的意见都能够得到重视，他们的选择都能得到尊重，从而有了独立自由发展的充分空间。30年过去了，现在回头一看，我们学院在这种精神的滋养下，似乎在不经意间取得了实实在在的进步。无论是师资力量、国际交流、生源质量、课程体系，还是在教学条件、给学生能够提供的机会等方面，其成就都是30年前无法想象的。而已经成型的这种风气更是我们最可珍视的财富，是百年树人的王道，是我们继续稳步前进的保障。其价值绝非一些指标、数字所能衡量。

在对年轻人的扶植培养方面，方老师一向不遗余力，无微不至。从根据他们的特点优势为他们设置课程，到向他们传授讲课技巧；从指导他们的研究方向，到亲自动笔修改他们的习作，他从来是亲历其为，不厌其烦。17年前我回国任教时正值暑假。一周后，方老师就顶着高温来到我的蜗居，了解我生活中的困难，向我介绍系里的情况，并对我在教学科研的发展方向提出建议。这当然不是对我个人的偏爱，院里每个留校或调入的青年教师都曾蒙受同样的关怀。就是在去年，他还不顾医生禁令，为了自己博士生的论文与我电话讨论近一小时，然后由于激动劳累几天内不能恢复原有生活节奏。现在似乎人人在说重视人才，但对于如何“来民”、如何“既来之则安之”却少有讲究。优厚的待遇当然重要并且应该，但还不是全部。况且即使在目前的北京，教师也远非一个可以与人夸富的职业。真正的读书人，还是更容易折服于尊重与关心。假使大学中多一些方老师这样的主政者，又何愁不能群贤毕至、天下归心？

世事沧桑，如今我接过方老师的行政工作也已10年。虽然对他的志向风格都极为认同并力图效法，但始终未能达到他的境界。本以为请益机会尽多，孰知3年前方老师突被发现身患绝症。虽与病魔积极抗争，终归不治。现在方老师人虽然走了，但他的风范却成为了我们的宝贵财富，其价值必将随着时间的流逝更清晰地显现出来，激励着我们不断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