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书方面,近来在读萨义德的《论晚期风格――反本质的音乐与文学》(以下简称《论晚期风格》),我原来读萨义德的著作不多,最关注的是《东方学》,另外感兴趣的还有《知识分子论》。这本《论晚期风格》很有意思:他成功地将阿多诺的理论(萨本人没什么自己的理论,包括他的“东方学”)应用到具体的文本分析中,用这些理论来分析文学和文化现象。
在书中,他将风格和身体状况以及作家写作三者之间有机地联系起来。实际上,写这本书的时候,萨义德本人也到了生命的晚期。作家晚期风格和前期,特别是成熟期相比,最大特点是充满了不和谐不安宁。有一种“新的、带有故意反动的”特点。通过反抗来逃避死亡。
很多研究将理论应用于文本分析,有些也比较成功,但其中总是缺乏分析者的介入。《论晚期风格》写得非常好,其中一点就在于萨义德始终采取非常主体性的角色介入,通过移情的方式,用很美的语言(当然翻译也很好)将作品分析得头头是道,非常细致。很难得,特别值得搞文学研究的人去学习。
前段时间,我去上海参加“中国文化论坛”,期间读了《中国人文社会科学30年》(上届论坛的结集,三联今年8月份出版)。这本书对人文社科领域做了一个系统的回顾。其中朱苏力为集子所写的导言――《80学人与30年人文社会科学发展》――很值得一读。文中,朱苏力第一次提出了“80学人”这一概念,对他们的学术成就以及对当代中国学术所做的贡献做了充分的肯定,但我觉得更可贵的是他对这代学人不足的反思。
朱苏力提出了很多有意义的观点。如中国学术的国际化问题。过去我们将“改革开放”单纯地理解为让世界走进中国,其实这是一个双向的过程,还包含中国走向世界。在30年的过程中,我们努力地走向世界,但是在“80”这代学人身上,并不是很成功:“目前,在国际上,中国学者主要还是靠‘中国’这两个字吃饭,只有少数人靠‘学术’吃饭”。这种对30年学术成就的反思非常深刻。30年的学术发展,特别是学术国际化和国际接轨上,还处于一种补课的状态。
这本书告诉我们:30年中,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是怎么走过来的。接下来的30年,我们应该往哪个方向走?究竟该怎样发展?对于“80”新一代学人在这些方面如何突破,这本书也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导引。
(本报记者陈菁霞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