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之能走上研究中国哲学的道路，冯友兰、任继愈、朱伯昆、汤一介四位先生对我有很大的鼓励和帮助。大学阶段最重要的是冯、任两位。冯先生为我们开中哲史课，但对于我的中哲史研究，任先生起了和冯先一样重要的作用。
那是1960年第一学期，全校掀起了批判苏联修正主义思想的运动。学校提出各学科都要以毛泽
1961年，报刊有《庄子》哲学的讨论。任先生有个观点，认为内七篇是后期庄学，外杂篇是庄周本人的思想。内七篇是唯心主义、相对主义，外杂篇是唯物主义、辩证法思想。这给我留下很深印象。1962年我又写了一篇小文，论证《秋水》是唯物辩证法思想，与《齐物论》之为相对主义不同。文章送给冯友兰先生看，冯先生鼓励说：“读书有间”，并推荐给系里打印出来，作为参加系“五四”科学讨论会宣读的论文之一。冯先生说，读书就怕读了半天也看不出其中的问题，“读书有间”就有希望。他确似乎很高兴，给我讲了一个笑话，说：“从前有个秀才，就命题写文章，坐在书房发愁，几天也没有写出来。他太太在旁直着急，说‘怎么，你写文章竟比我生孩子还难？’秀才说：‘可不是，你肚子里确有东西，我是肚子里没有东西呀！’”冯先生只说不笑，我却不禁失声大笑起来。但文章实是受到任先生的影响和启发。1962年我决定报考研究生，与这也很有关系。
任先生是全国著名的佛学哲学专家，毛泽东主席接见过，名气很大，1962年正为我们开佛教选修课。但他发给我们的那些佛教原始资料，我感到十分烦琐、枯燥，与我兴趣大不相投。我怕报考任先生学佛学，于是就报名冯先生了。虽未作任先生的研究生，先生对我却仍然关心和鼓励。
1965年，我快研究生毕业，论文题目是“论朱陆异同”。但在那种大批判不断的年月，哪有心思坐下来写这种东西呢？所以只是草草交卷。真正写的是一篇“批冯先生论孔子仁的普遍性形式”的论文。文章在《北大学报》1964年第3期发表。学报社科版的主编亦是任先生。先生不但帮助整理修改文章，还几次把我叫到他家里鼓励、指点。可惜当时学问太少，常常只是隔几而坐，默默相对，言谈数语。但先生的鼓励关心之情却像暖流一样，令我激动。
先生逝世，我到北图的灵堂致吊，看着先生的遗容，不禁失声痛哭。想着北大时先生的亲切指点、鼓励，突然醒悟过来，这是人世间何等深厚的雨露教恩啊！而今而后，不可再得而有了！
回来后我写一挽联：
惊闻噩耗，悲涌于心。探视未成，遗恨终身。自兹永诀，无缘再诉师生情。
回忆当年，耳提面命。亲手把教，激励上进。而今小成，教诲之恩如海深。
但这又何能表悲痛感恩之情于万一。
先生是和季羡林先生同一天去世的。两人同时离去，真正是象征性地宣告了一个学术时代的结?。在这个时代中，北大有上起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胡适下至汤用彤、贺麟、金岳霖、朱光潜、傅斯年、陈寅恪、冯友兰等大批名师，季和任两位是最后仅存的硕果了。两位竟然同时走了，真正是学术的不幸。
1979年，我在人民出版社哲学室工作时，亲自到先生家拜访，请他写一本大分量的中?哲学史。这就是以后他主编的《中?哲学发展史》。这本书是好些学者的集体著作，但体现了先生中国哲学史的基本观点，资料充实、分析缜密，在海内外影响很大。前两册我都是编辑，第三册才由叶显良先生接手。我在台湾中国文哲所工作时，图书馆内大陆中国哲学史的书，主要就是冯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包括“新编”)和任先生主编的这本。一些论文常加引用，作为大陆观点的代表。可惜到宋明部分就中止了。
任先生对宋明理学思考是很多的，他的儒学乃儒教的观点主要即由分析宋明理学所形成。我对朱熹哲学有一些独特看法，认为朱是理学，而在心性关系上实是心学，王阳明的许多基本讲法都出自朱熹。任先生似乎很支持这个观点，他说：“王阳明是拾朱熹的余唾。”“余唾”是被抛弃的东西？还是捡吃剩下的东西？我想应是后一种意义。他告诉我：“你给大学生讲课，就讲前面那种观点。给研究生可讲后面这种观点。”回味先生的这些话，一份对教育严肃负责的态度与一丝不苟的精神从中涌现出来，我在台湾华梵和佛光大学的教学就是照着先生的教导做的。
谈到这些年的学风和研究生的培养，先生深表忧心，说：要求一定发多少篇文章，殊不知全国的杂志都给研究生发，也是不够啊！过去一个导师带一名、几名研究生，现在成十成堆的招收。人不是都能写文章的，逼着发表，徒然增长弄虚作假、金钱贿赂之风。一些学者自我标榜，抬高身价，装腔作势，先生也很反感。博士生导师变成头衔、上名片，先生说这都是自贬身价，糟踏教授尊严。这种风气是出不了人才的。寄希望于将来，所以先生尽力编资料，不仅是为此作准备，也是针对现在的浮躁不实学风的。
谈到一些老教授的?年，先生语重心长地引孔子的话：“老年，血气既衰，戒之在得。”先生不过生日、不赴宴会、不出全集、不趋风附势，每日四点起床，伏案写作，?上8点早早睡觉，日复一日，除知识、学术外，再无追求与余物。《中华大典》的部分经费，先生还是从自己的收入中拿出来的，所一心希望的，只是为民族文化的繁荣贡献力量，可谓“戒得”的典范。先生说，“人生有涯，学无止境”。他的《老子今译》出版于1956年，是很早的译本，《老子新译》出版于1978年3月，1985年又出修订本，1992年出《老子全译》，《老子译读》则修改出版于2006年先生90岁时，真是活到老，学到老，改到老，“永不知足”，体现和延续了我国知识分子自孔子、朱熹到所有老一辈学者的宝贵传统。
但先生是忧国忧民的，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只顾钻书本、翻故纸堆。言谈中，先生很关心两岸的统一、台湾的回归。既赞盛世，又忧心于将来。其中先生对太平天国森严等级制度的感慨，给我印象极深。“农民是皇权主义者”，中国是农民为主的国度，马克思主义的这一论断，先生认为是非常值得我们警惕的。
这些年，我常去看望先生。从生活问题到退休、工作问题，先生无不关心，令我感到分外温暖。他送我《佛教大词典》、《老子译读》,并转赠我李申教授的《中国儒教史》上下卷。睹物思人,先生的墨宝手书,而今成为了思忆先生的最好纪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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