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林》1979年创刊至今30年，有着不凡的发展历程。如果把创刊时的《译林》看作是一棵破土而出的稚嫩树苗，那么，30年后，包括了刊物、期刊出版社和译林出版社这一总体的“译林”可说已经繁殖为一片葱绿成荫的树林了。
《译林》的成长发展，从一个侧面表明我国出版事业实施改革开放必将取得丰硕成果的规律
1978年秋，江苏省出版局党组数次讨论了将要创办《译林》这一大型外国文学翻译期刊的编译方针。最初提出的是“打开窗口看世界”。
对于“打开窗口”的认识，大家都很一致。“文革”十年浩劫，使得文化根基相当厚实、图书出版也较发达的江苏文化园地上呈现一片荒芜残败的景象。“文革”前出版的各类优秀读物已被扫进了“封、资、修”的“垃圾箱”，省内一些较大的新华书店门市部，可供销售的图书不过三、五百种，中外文学作品几近绝迹。这种文化封闭的状态不加破除怎能适应浩劫之后广大读者“读好书、求新知”的急迫愿望。当时北京等地赶印的一些中外古典文学名著，因内容远离现实又不能完全解决读者的近渴。从四面八方传来的迅速改变“书荒”现象的呼声十分强烈。为此，江苏省出版局决定采取尽快清除“书荒”的多项措施，其中之一，就是创办《译林》。采取这一措施的意图，主要在于编辑出版期刊可以快于出版各类新书的周期；而确定《译林》是以译载长篇的当代外国文学作品为主兼及其他品类作品的大型期刊，可以迅速打开封闭已久的文化窗口，让广大读者通过厚重的优秀作品，接触到万花筒般的外国文化信息，观赏到发生在世界各地的新鲜事物和生活场景。因而，“打开窗口”的提法无疑是必要的。
然而，对于“看世界”，讨论中多数同志觉得很不够。也许这一提法比较稳妥，比起长期来对地方出版社出版外国文学作品的严令限禁，已经大为“松绑”了。可是，应该考虑到，“文革”期间的文化封闭，使得广大读者的眼界和知识积累已经与世界上文化科技的迅速变化发展拉开了很大的距离。打开窗口，不仅仅是为了“看世界”，更重要的是要让广大读者观察、分析、理解当代世界的千变万化，从反映现实生活的外国优秀文学作品中吸收富有时代生命的新鲜营养。以此要求来办《译林》，才能充分满足亿万读者读书求知的渴望。也只有以此要求来作编译工作，《译林》才能孕育自身富有时代生命力的特色。讨论结果，确定《译林》的编译方针是“打开窗口，了解世界”，以“了解”来概括观察、分析、理解世界万象的深度要求。这一方针报请省委分管负责同志同意后付之实行。
30年来，《译林》经过几代出版人的实践，贯彻执行了“打开窗口，了解世界”的方针，取得了可喜的成就。现今的《译林》，特色鲜明，声誉日隆，拥有了一支以众多老翻译家和不断涌现的新秀所组成的译著者队伍，更拥有了全国各地长期热爱、阅读这一刊物的广大读者。《译林》也从当初的一个期刊编辑部，由读者群、译著人和出版人的合力，发展成编译外国优秀文化成果的具有相当影响的出版群体。
30年来，《译林》接受了风风雨雨的考验，证明了编译方针的正确性。试举一例，联系当年《译林》创刊后遭遇的第一次大风波，可以体会到，正是这一方针，破解了有些人对创办这一刊物的非议与贬责，坚定了《译林》同仁们实施这一方针、办好刊物的信念与努力。
1979年春，因译载了长篇小说《尼罗河上的惨案》，创刊不久的《译林》遭到来自两方面的“压力”。最大的一方面压力，来自一位翻译界权威人士的“堕落”论，把《译林》斥责为“中国出版界四十年来从未有过的堕落”；另一方面来自对《译林》持有偏见的人士，指责《译林》犯了“路线错误”云云。一时风声鹤唳，《译林》编辑部陷入了整顿挨批的困境。这棵初长的新苗大有夭折之忧。
可是，现实的情况却是，《译林》的创刊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书荒”现象，销售数量最高时达到期发70万份，广大读者从这一窗口，通过外国优秀文学作品，多方面地取得了对现代世界的新感受、新知识。国内许多翻译家赞同《译林》的办刊方针，给以支持，投来了大量翻译作品。更重要的是，《译林》的诞生，正好响应了改革开放大潮流的涌起，呈现了蓬勃的生命力。即以遭到权威人士非议的《尼罗河上的惨案》来说，虽然属于通俗文学之例，却以富有谐趣的笔墨，精彩的故事情节，细密的逻辑思维，给读者以洞察现实社会的多种启发。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考验，“堕落”论和“路线错误”论终于在大好形势的发展中消失了。《译林》从挫折中走上了进一步发展之路。
今天回忆《译林》30年来的风雨行程及其经验教训，当然应该站到更高的境界，与时俱进地执行“打开窗口，了解世界”的方针。必须深刻地理解这本刊物所负的历史使命，不断提高质量，向更高的水平进发。概括地说，固然要从有利于传承中国优秀文化、宏扬时代文化精华的高度来编译外国文学作品，也要着力地传承世界文化的创新成果、宏扬时代生命力丰富的优秀外国文学，以此来充实“打开窗口，了解世界”的内涵，长葆刊物富有时代生命力的鲜明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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