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境之下，一卷枯涩之书，即，苏珊・桑塔格的《反对阐释》――虽幽玄得近乎天书，竟也像读小说，读散文，字字晓得，句句会心，便五内俱热，了无倦意。
原来沉潜之态，与智慧迫近，无趣味处得真趣味――遥远的旨意，其实
便感慨：天下，是没有读不进去的书的。
这时才觉得，人生下来，不就是俗的，那些精神的峰峦，也不是高不可攀的――总能达到崇高处，就是能读得进那些“读不进”的典籍的时候。
这时，也不禁生出意外的联想：如果靠读书和写作获取名利，那真是谬取了途径。在不懂处求懂，在不可攀处求攀，须皓首穷经，须呕心沥血，是苦的。其成本，是生命在时光中的耗损。如果没有经年的阅读积累，即便是能够潜下心来，也是不会从“死”书中，读出“生”的趣味的。
读懂一本难读的书有什么效益？
不过是读破之后的一点欣喜，一点感动，一点满足，且更多的时候，还不能与人言说。
所以，读书与写作，不是营生，只是能感受到人性的深度、精神的高度而已。根本上，它不是名利之态，而是生命的自足。海德格尔的“贫穷而能听到风声”，苏珊・桑塔格的“贫穷正是作家尊严之象征”，乃通透之说。正因为他们甘于“自足”，不为名利而丢乖露丑、自讨其辱，而专心于精神的跋涉，乃“高峰”自立，成为“社会的良心”。
苏珊・桑塔格十三岁时因为读了居里夫人的传记，就特别厌恶周围的人对名利的追逐。她发现，一个素日里很可爱的人，一涉及名利，性情就大变，以至于姣好的面目也一下子变得丑陋不堪了。为了躲避客厅里大人们世俗的争辩，她甚至在后院里挖了一个地穴钻了进去。她向往“别处的世界”，内心激荡着一种强烈的欲望，即：“要去爱某种极其崇高、极其伟大的东西”。这种东西，她后来从文学的书籍中找到了。她在文学中感受到了一种内在的快乐，意识到：文学是驶向“别处”的交通工具，而且――甚至更好――文学本身即可为目的地。从此，她只依赖自己的感受力，在文学中沉迷，把遇到的所有非文学环境统统排斥在外。
卡尔・罗利森夫妇在《铸就偶像――苏珊・桑塔格传》中写道――
桑塔格从衬衫到裙子一身黑，行军般大踏步前行，走在探索的道路上。方向明确，脚步坚定，仿佛她对自己需要什么早已心知肚明，一定会得到她之所需一样。
是文学使桑塔格美得自信，便也美得自立、自尊，便有了别样的力量，即对身外世界的蔑视。
而对名利的追逐，本质上是对生存世界的匍匐；人一直立，名利便顿然失重了。
纽约的名利场便震惊：桑塔格居然是个美人儿，居然还是个有头脑的美人儿！为了给名利场挽回面子，首先是男性团体接纳她，后来是整体地接纳她，而且是以急迫的姿态。
文学的桑塔格像一仞临海悬崖，陡峭处，是诱惑，是风光。
尽管她因此暴得大名，但名利在此时，不过是她生命的余影。
桑塔格一生都没有医疗保险，却欢悦地活到了72岁。她的作品和思想，是她最可靠的生命保险。
而且，思想使她跨越了雅俗和功力界限，写作姿态纵横捭阖，摇曳生姿。她既可以在娱乐的《时尚》杂志上指点潮流，也可以在严肃的《党派评论》和《纽约书评》上大显身手；她“用右手获得文艺界当权机构颁发的奖项，然后用左手抨击这个机构”。所以评论界说，桑塔格献给美国文化的一大礼物是告诉人们可以在任何地方找到思想界。
以此推之，她在女权主义上的最大贡献，不在于她是一个坚定的同性恋的支持者和践行者，竖起了爱无禁区的人性旗帜，而在于她揭示出：女性如果不能“像男性一样思考”，总是第一批变成物的人，其身体总是首当其冲地被殖民。在人类学上的一大贡献，不在于她为女性争得了尊严，而在于她给了以男权为主宰的人类世界一个无须阐释的启示：如果没有思想，男人也会首当其冲地成为物的殖民。
由此说来，名利只会造就显贵，助长虚荣，掀动浮华，激荡欲望，把树影当树，把人当物。通观人类历史，好像名利的赢家，人们在做形而下的艳羡之后，往往并不庄严成偶像，非不崇拜，反而施以口唾，至少存内心之鄙。因为名利与偶像虽有相类的皮相，但撕开之后，却有不同的筋脉。名利虽有种种说法，本质上还是寄情于现实利益的获取。获取，抑或是攫取，抑或是捞取，均是下垂的姿态，诱使人向低处伸手。偶像则不同，她是人性标杆、思想底色、精神品质，与立人有关，与向上的进取有关。之所以被人崇拜，还有一层原因，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桑塔格式的情结，即：“要去爱某种极其崇高、极其伟大的东西”的本欲。
夜色黑沉，万籁寂灭，案头的一盏灯，独自熹微，发出似有似无的嘶音，一如浅吻。
吻是心灵之吻，便不必张扬，也不必羞惭，更不必“阐释”，手不释卷，安心承领就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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