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者金冲及所著四大卷《二十世纪中国史纲》便在一定程度上记录着前文提到的变化。这部积作者半个多世纪历史研究之功的大作从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写到21世纪初，全面记述百多年来的历史事件、人物，大量会议记录、当事人日记、口述内容等的运用为这部史著增加了鲜活的资料性，对诸多重大历史问题及历史人物的解读颇有洞见，是作者历史观的体现。历史从来不止一种写法，媒体人刘青松编著的《真话：1978-2008中国壮语》以从官方到普通中国人的话语串联起历史脉络，未必系统、连贯，也许较纯粹的历史著作更接近彼时的真实，报告文学作家陈桂棣、春桃的《小岗村的故事》则从一个村落三十年的命运起伏勾勒出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变革的轨迹，生动的叙述方式来自对当事人的深入采访，很多故事引人唏嘘，改革中的小岗村众生相亦可引发读者对历史洪流中人性与土地的思考。《朱?基答记者问》所收入其国务院副总理、总理任内的部分答中外记者问及演讲内容，语涉政治、经济、文学等领域，多言及中国政府的方针政策，未尝不是对历史的另一种承载，该书于坊间热销也代表读者对中国问题的关注、对历史的回望。
书信从来都和作家所写作品有关，也可看做其常规作品的补充，曾写出《夏洛的网》那样动人的童话，E.B.怀特的书信集《最美的决定》之细腻、流畅也便不令人意外，这些与妻子（也包括同时代作家、学者）的通信延续了怀特的文字风格，当中蕴含其供职《纽约客》、写作重要著作期间的生活、创作及彼时美国文化的诸多信息，文学性资料性兼具。如同怀特的《夏洛的网》不止适合孩子读，大人也能从中读出它的好，很多图画书也不仅是给孩子读的，《我等待……》就是一本能带给成人收获的图画书，意大利人大卫德・卡利与法国人赛吉・布罗什仅用24幅图画便完整表达人的长长一生，从孩提到青年到中年、暮年，都在等待与被等待中进行，深刻的意涵用画页中的“红线”连接起来，形式和内容实现别致的统一，不同年龄段的读者会从中感悟到不同的哲理。
从付出辛苦与得到名利的性价比来权衡，文学翻译确是费力不讨好的“苦差事”，近年潜心法国文学译事的袁筱一在其随笔集《最难的事》中就谈到翻译的“难”，不过作者更多是写翻译之美、之乐，从对所译作品的评价到翻译过程的甘苦、翻译理论的探讨等都透着心甘情愿。美国恐怖小说大师斯蒂芬・金的《写作这回事――创作生涯回忆录》是其人生经历的回忆及现身说法的创作谈，告诉读者他如何踏上写作之路，特别是诚恳地和盘托出写作的“秘密”，当然，能否从中吸取养分成为新一代恐怖小说大师，就要看读者的天赋和悟性。写作需要天赋，更需要后天努力，雷蒙德・卡佛显然不是天才型作家，后半生才成就文名全凭不灭的文学热情和丰富的人生阅历，最终以一系列短篇小说佳作跻身美国20世纪最重要的小说家之列，《雷蒙德・卡佛短篇小说自选集》基本收入其短篇小说代表作，从中可一睹这位“简约大师”的文字魅力。如果心中有料但文笔不济，找人捉刀也不失为“写作”的旁门捷径，小说《影子写手》里那位卸任首相亚当・朗就是这么干的，他的素材关系到国家、政治、世界格局，所雇写手一旦介入仿佛陷入泥沼无法自拔，此作的悬念也在于此。
艺术家写一手好文章并不鲜见，陈丹青、徐冰们在《七十年代》中的文字即属此列，英国艺评家约翰・伯格亦是画家出身，他写作中呈现的图像质感大抵源于此，他的著作中译本这两年接连出版，最新的这本《讲故事的人》是其随笔集，写作时间跨度从上世纪60年代初到80年代，内容相当详尽，话题包括艺术评论、个人情感、行旅见闻等等，形式涉猎诗歌、散文、评论，充分显示他的写作才情，文如书名，宛若与读者对话般娓娓道来他的内心、思想、品位。约翰・伯格的跨界至多尚在艺术与文学间徘徊，爱尔兰乐队U2的主唱波诺则身兼摇滚乐手、娱乐明星、公益大使、政治边缘人、社会活动家等多重角色，其人远比其音乐作品更复杂，《波诺谈波诺》是这位超级巨星与摇滚文化记者阿萨亚斯历时两年的对谈结集，阿萨亚斯对波诺可算贴身紧逼型的采访，若不如此怕是也很难深入到他的世界，好在波诺最大程度在书中敞开心扉，话题不止音乐，还有成长、爱情，十分宽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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