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年谱
关于年谱以及年谱学，可谓由来已久，古代不须多说，以《中国历代年谱总录》（增订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6年版）为例，收录历代以年谱体例编制的书籍，不论题为编年、年纪、述略、系年等，或者单行本、丛书本、稿本、抄本，多达4450种，可反映谱主2396人，可谓浩瀚（又有《新编中国名人年谱集成》，王云五主编，台湾商务印书馆1978－1986年出版）。若以近世而论，记得笔者在大学读书期间，曾仔细阅读过来新夏先生的《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并由此为门径，逐渐熟悉了近世历史人物以及相关的文献，收获颇丰。换言之，如果要对一个历史人物（谱主）作出正确的判断与科学评价，研究者既需要准确的宏观把握，全面地、深刻地了解其活动的时代和环境，同时又必须作细致的微观考察，详尽了解其身世、经历和思想理论的发展演变，因此，就必须首先参考这样一位历史人物的一部翔实可信的年谱，这也就是说：年谱研究是人物研究的基础和出发点，其重要性自不待言。
关于近世人物年谱
年谱，如今可分为人物年谱和学科年谱等，前者，由于各类研究更加凸显了历史活动中的人物，人物年谱的编纂和出版尤为繁荣。如以类别而论，在马克思主义导师中，近年又增添了《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思想年谱》（军事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斯大林年谱》（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等，在共和国领袖的年谱中，则有《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毛泽东年谱1949-1976》（今年将隆重问世）、《毛泽东军事年谱》（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刘少奇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等，此外，董必武、张闻天、聂荣臻、陈毅、粟裕等也已有了年谱，而在党史研究中，《张闻天在1935-1938》（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版）和《胡耀邦思想年谱》等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有争议的党史人物，如《陈独秀年谱》（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张国焘传记和年谱》（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版）等也是党史研究领域不可多得的重要读物。至于烈士年谱，迄今也有蔡和森、恽代英、贺昌等年谱出版。
近世人物年谱，其优秀者，一般而论，取自各类文献，往往史料宏富，不仅征引有谱主的各类著译，更荟萃有其大量的佚文、手稿、书信等稀见资料，以至于相关的国内外档案、大型资料汇编、近代报刊、文集、日记、年谱、杂记、碑传、碟谱、研究论著等，所谓旁征博引，无一字无来历，这为人物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目前，近世人物的年谱，晚清以及北洋、民国时代的政治人物，已有曾国藩、李鸿章、段祺瑞、冯国璋、冯玉祥等的年谱，合集的则有《辛亥革命四烈士年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年版，包括徐锡麟、秋瑾、陈伯平和马宗汉等），在思想和学术人物中，中华书局和齐鲁书社此前曾有清季人物的“年谱丛书”，台湾则有《近代中国史料丛刊》和《清末民初史料丛书》中的众多人物年谱，此外目前可见的学人年谱，已有严复、张元济、赵元任、周作人、丰子恺等，其中不乏精品，如《鲁迅年谱》（增订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梁漱溟先生年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等，系反复修订而成，值得信赖。当然，由于近世历史的复杂，历史人物也大多具有复杂性，随之年谱的编纂也因材料取舍、视野宽仄而“修订无期”，甚至会因为对具体人物的评价尺度发生变化而产生相应的争议。如笔者曾就《龙榆生先生年谱》（学林出版社2001年版）发表感想（《读年谱》，《读书》2006年第2期），即撰者标榜编纂“体例”，是“意在钩稽”谱主的“一生行迹”，因而“列举事实，一般不加评论”，之所以如此，是“我这么做，也无非是希望能够秉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去探讨和理解一个普通知识分子在历史大翻覆之际的痛苦抉择，而不是一味地去加以苛责。”笔者据此展开议论，有论者如谢其章先生也以为：“龙榆生是学界公认的词学大师，又非常不幸地在那场‘历史大翻覆’中‘卖身事伪’，终于成为像周作人一样的‘惜其不识相’的文化名人，连累得一批真心喜欢他们学问的人在议论他们时，总要花费心思在‘学问’与‘道德’之间斟酌最适合的词句，以至于我在读此类文章时私心里常常忘记了基本事实而被作者煞费苦心经营出来的‘鸣冤抱屈’之词句暗暗叫好。”薛冰先生则以为此部年谱“字里行间，时时流露出对谱主的崇仰怜惜之情，甚至鸣冤抱屈之词。”（《任抛心力作词人》）而所以如此，则是编者“年轻，缺少人生历练，被龙氏自己所描述的‘痛苦抉择’所迷惑”，于是“有此误解”。此后编者作出了回应，如此，年谱的编纂和修订就成了必要的学术讨论，更加深化了主题。
年谱是可以有多种形式出现的，其所编纂的人物当然也可以是方方面面的。以近世而论，政治、文化、思想人物居多，也不乏洋人，如《钢和泰学术年谱简编》（中华书局2008年版），钢和泰（AlexandervonStael-Holstein,1877-1937）就是一位汉学家，曾任北大梵文与宗教学教授、哈佛大学燕京学社教授等，与其他的汉学家高本汉、伯希和、戴密微等，以及中国学者陈寅恪、胡适、赵元任、王云五、汤用彤、吴宓等有深厚的交往，在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可惜此类年谱还不是很多。
近世中国实业界和科技界的人物，以往的研究存在空白。现有《卢作孚年谱》（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穆藕初先生年谱》（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等，以及《丁文江年谱》（黑龙江教育出版社版）、《翁文灏年谱》（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研究丛书之一，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李四光年谱》（地质出版社1999年版）、《钱三强年谱》（山东友谊出版社2002年版）等，为此类研究提供了相对丰富的材料。至于此前相对空缺的宗教人物年谱，也有了《历辈达赖喇嘛与班禅额尔德尼年谱》（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太虚年谱》（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年版）等。
人物年谱的其它种类
在年谱编纂中，有一类“年谱长编”的种类，它也是一种人物传记的体裁，比较传统年谱的编纂，这种体裁基本上是以事系年，复按年月加入谱主的著作、往来函牍，并在必要处加以注释，又辅以史家对某些问题的看法或争论，加之编纂者的评价和意见等而成书，如此，读者既明了谱主的一生活动以及背景，又对其思想背景和心态亦可一目了然，实为集年谱、全集、注释、传论于一书的一种全面交待历史人物生平和著述的写作方式，而所以采取“长编”的形式，则是继承北宋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后李焘编纂《资治通鉴长编》，以“长编”的形式处理史料，这是自谦，也是为了更合理的驾驭史料，尤其对于重要的历史人物，最宜采取“年谱长编”的样式。所谓“年谱长编”，笔者所见有《盛宣怀年谱长编》（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孙中山年谱长编》（中华书局2003年版）、《宋庆龄年谱长编》（北京出版社2002年版）、《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等。
尚有一类，称“年谱长编初稿”，最著名的是《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台湾联经出版公司），系胡适的秘书胡颂平所编，征引率甚高。关于胡适，其年谱还有《胡适年谱》（安徽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以及相关研究的《瞧，这人――日记、书信、年谱中的胡适》（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此外还有《胡适“红学”年谱》（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其中以胡适的全部“红学”著述和言论以及相关的历史背景史料排列而出，将胡适作为“新红学”开创者和奠基人的轨迹清理得清晰可见，极具历史感。
还有一种是“年谱初稿”，如《蒋介石年谱初稿》（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档案出版社1992年版），这是以蒋介石的启蒙老师毛思诚所撰《蒋公介石年谱初稿》秘本为脚本，并参照《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的有关记载而编成，原文照录了蒋介石在秘本中亲笔删改的文字，具有史料价值。相似的，还有《冯友兰先生年谱初编》（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其体例是首时事次谱文，时事首记政治、经济、文化大事，次记哲学大事，俾明谱主事迹、著作、思想产生之时代氛围、社会背景，谱文除载谱主的事迹、著作、思想、交游、书函外，亦载他人对谱主之介绍、研究、评论、批判，俾明谱主一生之际遇及其著作、思想之影响与反响，可谓翔实。
又有所谓“自编年谱”。如《吴宓自编年谱》（三联书店1995年版）、《魏宏运自订年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等，因系谱主自撰，堪称一手材料。
年谱的提法不一而足，至于其它各类，如《章太炎学术年谱》（山西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宋子文政治生涯编年》（福建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等，是以谱主一生的主线为纲而编纂的，此外还有“年谱学”意义的《龚自珍年谱考略》（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等。
年谱，往往是编年体，如《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是年谱中的佼佼者，它是陈寅恪弟子的蒋天枢先生几易其稿完成的，是谱行文严谨，史料详当，写法又是述而不论，并且将谱主的诗文唱和穿插其间，其行状跃然纸上。另外，还有《陈垣年谱配图长编》（辽海出版社2000年版）、《萧友梅编年纪事稿》（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7年版）、《杨振声编年事辑初稿》（黄河出版社2007年版）、《陈方恪先生编年辑事》（中国工人出版社2005年版）等。
以学科类别编纂的年谱
除了人物年谱，还有一类是以学科类别编纂的年谱。如《清代民国藏书家年谱》（北图出版社2004年版）、《清华人文学科年谱》（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民国音乐史年谱1912-1949》（上海音乐出版社2005年版）等，对于此类年谱，以学科性强而成为工具书的一类。
大凡年谱之作，是编纂者经年爬梳而为的辛苦之作，也是常人轻易不敢动手的苦活，事非经过不知难，此可为“年谱学”的写照。不过，在目前的学风和阅读风尚导向下，年谱的出路却成了问题，不要说新手极少，问径者也罕有其人，相反，特价书店中却常常可以看到各种年谱的陈列，此亦无他，在“浅阅读”和“浅学术”的风气之下，传统学术包括传统治学方法都受到了挑战，年谱，或许也在“灯火阑珊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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