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句话讲得好：人类共同居住在同一个地球村。
环顾世界，相互毗邻而居的人们，视世界为同一个家园。然而我们又对自己的家园知之多少？又了解多少关于那里曾经有过的美丽传说？仅以行政地理位置来划分
地名，究竟最早从何时出现已经无可考证了。一些非常古老的、原始的地名，也同语言的产生一样古老，只是人类的祖先没有留下这方面的物证，让今人无法证实其产生的最早的时间罢了。人类社会古老的文明造就了古老的地名，有人类文明发源地之称的埃及（Egygt）、欧罗巴（Europe）以及亚细亚（Asia）早在公元前二三千年左右就被地中海东部地区的古埃及人、腓尼基人和亚述人使用了。这些名称是有地名以来最早的称谓，是地名中的“老寿星”，这些长寿的地名，要比创造他们的民族和语言来得更早。尽管人世沧桑，民族间的你来我往，有些已经成了历史的陈迹，一些历史事件也随着时间的流逝渐渐地被人们所遗忘，但地名却悄无声息地存活下来，历经千年的历史，依然故我……从史书中了解到，出生在公元前五世纪，亚细亚西南沿海城市哈利卡纳苏城（Halicarnassus），被西方誉为“历史教父”和“地理学教父”的希罗多德（Hirodotes），在他的不朽名著《希波战争史》中曾提到很多的地名，如黑海、尼罗河、厄立特里亚、爱琴海、马其顿、克里特、雅典、阿拉伯等，直到今天，赫然印在世界地图上，让后人在历史的尘埃中仍对曾经在那里发生的一切倍加关注，并几经传世而盛名不朽了。
地名的变化也涉及到历史的变迁。一个地名的变化并非单纯来自偶然或者不自觉的语言因素，更多的是历史的折射与反应，正如一个动荡的史实会引来一系列的外在反映，地名亦然。中国历史上，曾经的历史名城“长安”，就经历着千年的风雨沧桑，历经朝代的变迁，几经更换其名。在刘伉先生的《环球地名初探》一书中曾经提及到中国的紧邻――一个叫伊斯坦布尔的城市。当年它有着极其重要的地理位置，位于扼搏斯普鲁斯（Bosporus）海峡的南出口，这里曾是古代西方世界的交通枢纽，在很早的时候便有人聚居于此，不难想像当年生活在这里的人们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直到公元326年，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大帝在这里大兴土木，330年正式从罗马迁都于此，一度被称为新罗马，但很快因纪念这位罗马皇帝而被命名为“君士坦丁”――（大帝）兴建的城市（Constantinople），若干年流传中国后，早期的翻译家为它创造了一个“音义合璧”的译名：君士坦丁堡。直到1453年土耳其人攻占后，定为奥斯曼帝国的首都，又易名为伊斯坦布尔（Istanbul）。由于政治上的掠夺，而造成地名上的更换，从另一个视角也表明了人们为了维护民族的尊严而采取的必要手段。这些事例并不鲜见。原苏联在20世纪中期的所谓“苏联远东地区”进行的地名更换活动，当时的目的，也无非是想借此把地名中反映各民族在该地区长期生息、活动的历史予以泯灭或覆盖。地名也随之成为统治者政治权力的代名词，仅从地名的变化中就反映了其所包含的极强的政治性。有时也觉得，地名受制于一些因素，远不如人名来得自由与浪漫。
《环球地名初探》一书，从根本性质来讲属于地名学范畴，是一部解析地名本身――地名内部各种事实、现象和问题的地名学著作。纵观全书，二十卷，八十一目，涉及六大洲。前三卷为总论，而后七卷为分论。书中还匡正了一些使用多年的地名错误译名，实为难能可贵。唯让作者所遗憾的是一些在日常研究中亲手所绘的地图，未能选编入书中。正如作者所说：此番已矣，愿有朝一日，书的图路畅通，可以轻而易举地弥补这种不足。作为著名的地理地名学家，年届八十高龄的刘伉先生，能以严谨的治学态度，在条目繁多的世界地名中为读者梳理出一个清晰的脉络，他对古今中外地名的研究，对外国地名中译文的忧思，他执着而有见地的探索精神，也将永远为后人所敬仰与感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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