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传记学》，杨正润著，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5月第一版 作为一部传记理论的集大成之作，《现代传记学》是杨正润教授在全面总结世界传记发展和理论的基础上进行的深入探索，凝聚了他几十年
全书70多万字，从传记的本质、构成、主体和功能等基本的理论，到他传、自传以及现代/后现代传记等多种形态，以及向来不被人关注的传记写作过程与方法，都进行了详尽深入的分析，具有很强的理论性、综合性和实用性。从细节上看，全书内容广博，思虑周延，鲜明地体现了作者渊博的学识与严谨的治学精神，正如乐黛云先生评价作者“广博的知识和极强的宏观综合能力”令人惊奇。全书涉及十几个国家400多位传记家、理论家的近千部（篇）作品与理论著作，资料之丰富、内容之翔实令人赞叹。而且，在文学与历史学之外，作者旁涉心理学、哲学、宗教、美学、文化人类学等领域，从各个层面各个角度进入传记这一开放性、边缘性的文类，力图使论述全面而系统。更为重要的是，作者对所用概念术语的界定、剖析非常严肃，如“传记”、“自传”、“主体性”、“身份”、“文化”等核心概念，无不在认真考察的基础上进行严密分析，进而提出自己的观点，保证了传记诗学的科学性与学理性。
作者不满足于表面现象和材料的罗列，而是力图穷尽论题的意义与可能。如对传记与历史学、传记与文学的关系的细密考察，将传记内在包含的真实性要求与真实的相对性、文学性要求与艺术的虚假性问题，即“诗与真”这一矛盾剖析得淋漓尽致，对深入理解传记这一特殊文类的本质必不可少。而对传记的四种主体：“书写主体”、“历史主体”、“文本主体”和“阅读主体”的划分与剖析，在通常所认定的传记主体即“传主”之外，肯定了另外三种主体的存在，将传记的内在构成清晰地呈现了出来，从整体上建立起了传记家、历史传主、文本传主和读者的交织关系：“书写主体获取历史主体的材料，并赋形为文本主体，阅读主体通过自己的阅读行为影响书写主体的活动。”尤其是通过对“书写主体”和传主的关系的分析，将传记家的“主体性”特征及其局限进行了详加解释，富有启发性。
特别值得一提的还有作者对“他传”的分类这一极其复杂的问题的处理。针对传记形式的多样、分类的困难，杨先生并没有拘泥于单一的分类标准，而是将中国古代传记（分为史传、年谱、言行录等8类）这一特殊现象之外的传记按照三种标准：形式（篇幅长短）、传主身份（如英雄、平民、女性等）和性质（如实用性、学术性和文学性）进行了划分，共分出24个细类，使目前几乎所有的传记样式都有了归属的依据。
将传记看做一种“文化”是作者理论独创性的体现。通过将传记提升到文化的高度，就使传记超越了历史学与文学的复杂纠葛，具有了更加丰厚的内涵。传记与特定社会和时代精神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关联，一方面，“文化结构造就了自己的传记家”也“决定了传主”，另一方面，传记也成为“时代精神的表征”和“文化传统的载体”，必须在互动的关系中理解传记的生成与特征，同时也可以由此丰富人们对文化的认识。在作者看来，传记又是人性的体现，它起源于人性的“纪念与自我纪念”以及人的自我认识、自我超越的本能。这种对传记的人性内涵的理解贯穿本书的始终，如对传记的真实与虚假倾向、人的善恶本能对传记品格的影响的分析，都触及了人性那复杂隐秘的深层世界，和外部的文化分析一样，成为索解“斯芬克斯之谜”的有益探索。
自传中“身份理论”的提出是作者的又一理论贡献。身份是自传者对自身社会角色的“自我认定”，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将自己描述成什么样的人：“传主从自己的身份、特别是主导身份出发，叙述自己的人生经历，最终是证明了他确实具有这一身份。以卢梭为例，杨先生鲜明地指出了他的两种主导身份：普通“公民”身份与“社会的良心和精神的导师”身份。通过这种身份分析，可以使我们对卢梭在自传中表现出的矛盾态度，如大胆暴露、自我剖析精神以及社会批判、自我辩解意识有更深入的理解。
对传记中“解释要素”的分析则是作者对传记理论的另一精彩发挥。在作者看来，无论传记还是自传，在叙述生平、人格之外，总离不开传记家的解释，这是传记走向深入的必然。他引用传记家斯特拉奇的名言道：“没有解释的事实正如埋藏着的黄金一样毫无用处；而艺术就是一位伟大的解释者。”通过对传主的解释，可以从杂乱的材料和表面的现象中发现潜在的意义，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传主的个性人格和思想行为的依据。在梳理传记解释历史的基础上，书中总结了四种主要解释方法：“历史解释”、“直觉解释”、“精神分析解释”和“综合解释”，其中以历史解释和精神分析解释应用最为普遍。历史解释采用“知人论世”的方法，注重从历史时代、个人生活以及细节轶事等方面入手，来对传主的行为和思想提供解释，大部分传统传记都会采用这种方法。精神分析解释则是现代传记解释的“重要潮流”，它“提供了一种解释人和人性的新方法”，“性心理”、“精神创伤”以及“童年记忆”是它的三种主要角度，弗洛伊德的学生琼斯、斯特拉奇、茨威格、《詹姆斯传》的作者艾德尔等都是这种方法的实践者，对理解传主开辟了重要的渠道，并吸引了一大批追随者。
《现代传记学》的出版和“传记诗学”的建立无疑是对“传记死亡”说的有力回击。作者“坚守理论立场，维护传记和传记理论的独立性，反对颠覆和消解传记文类”。他扎根几千年的世界传记史，从中总结规律，并吸收中外传记理论家的思想资源，通过自身的思考，建立起这样一个比较合理、全面的传记诗学体系，力图扭转那些消极的态度，其价值自不待言。而传记写作和传记研究在当代的兴盛与繁荣，无疑也从另一个方面肯定了传记的存在价值，同时也验证了《现代传记学》的若干积极论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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