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读眉睫新著《现代文学史料探微》，眼前为之一亮。该书有许多新颖之处，颇能填现代文学史研究的某些空白。比如对某些
《现代文学史料探微》最有价值的部分，当属对废名及“废名圈”文人的发掘与研究。废名研究进入新世纪以来，特别是近几年，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这个发展一方面表现在对废名作品的研究和阐释上，其广度和深度皆有所加强。从其广度而言，不仅对他的小说，甚至对他的诗和散文，再进而对他的佛学著作《阿赖耶识论》都有深入探讨，这是过去所没有的。而且研究的角度也有较大转变，文体研究之外，思想、哲学等许多方面也有了新的思路。同时，围绕废名史料的发掘工作也有长足的进展。这方面工作做得最突出的有北大的王风和陈均、武汉大学的陈建军、北京的止庵等。他们不仅发掘出废名的大量佚文，而且将废名生前来不及发表的某些手稿也整理出版了，特别是废名圈文人的重新浮出水面，使我们在看到废名成就的同时，还注意到了废名的影响。现在，似乎越来越多的人在印象中有一个与废名相关的文学流派，即“废名圈”，这是非常值得重视的事。这方面的成果，除了有王风编的六卷本《废名集》外，还有陈建军编的《废名年谱》、《废名诗集》和《废名讲诗》，止庵的《废名文集》（止庵在废名散文的辑佚方面做出了贡献）。而由陈均整理的朱英诞专辑，在《新诗评论》和《新文学史料》上同时推出（内容不尽相同），更将废名研究扩大到了一个群体。这些都是近年废名研究的新收获，眉睫也加盟到这个队伍中来，并做出了别人不可替代的贡献。在《现代文学史料探微》中，眉睫的目标是寻找现代文学史上失踪的文人，但他的关注核心或者说线索，恰恰来自于废名。他从阅读和研究废名中发现，许多与废名有着这样或那样关系的作家，有的甚至曾经是颇有成就的，却被主流文学史所遗漏，这令他颇感遗憾，立志要让这些作家重新“浮出水面”。他所涉及的作家，虽然并非全都为文学史“遗忘”，但在细节方面，仍然做了大量钩沉和整理的工作，方便了一般读者和研究者。
读《现代文学史料探微》时，我还发现一个秘密，那就是眉睫并非仅仅为了发掘而发掘，他的发掘其实是为了建构。历史是个很奇怪的东西，它注定要遗忘一些人，但也注定要记下一些人。遗忘有时是自然的，有时是人为的，或不得已；但重新发掘，或是为了揭开历史的面纱，还历史于“本来面目”，或是为了建构，而且后一种情形居多。克罗齐的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故重提历史，或“寻找”失踪的人，都是为了当代的需要，为了意义的重建。眉睫重提一大批为文学史遗忘或淡忘的作家，其意义大致有三。其一，建立多元的文学史概念。过去的现代文学史，是一元的，即以新民主主义革命为主线，对符合主流文学史观念的作家则给予相应的地位，反之则任其泯灭。其结果，新文学成了“一枝独秀”的奇葩，而生长如此奇葩的园囿则不复现，这是对历史的遮蔽。历史本是丰富多彩的，新文学也是在与众多文学形式比照和抗争中成长壮大的，多元的文学史观念以及多元的文学史视角，不仅不会减弱新文学的价值，反会使其意义更加彰显出来。其二，扩大了原有研究对象的研究范围。比如废名，正如上文谈到的，并非孤立现象。废名接受了前辈作家，甚至古代、西方作家的影响和滋养，这是事实；但废名同样影响了一批又一批更年轻的作家，以至形成一个准文学流派――“废名圈”。从眉睫所发掘的材料看，废名的影响不止于文体，其美学趣味，乃至思想精神，在20世纪40年代的北平，几乎蔚为风气。而对废名的青睐，并非单纯的文学现象，其间文化哲学和文化人格的意义也是不容忽视的。如今，废名为越来越多的高雅学人所喜爱，其间所隐含的知识分子精神传承的消息，颇能发人深省，而推动这种精神的弘扬的，就有眉睫的一份功劳。其三，能够满足一般读者和研究者窥探历史真相的意愿。比如喻血轮，过去仅知道他写了《林黛玉日记》，却不知道他的身世，也不知道他的家世，更不知道他家族后人的情况。如今经眉睫的研究，这一切都大白于天下，使读者在走近历史的同时，更增添了对文化的景仰，这对塑造当代人的文化人格无疑也会起到相应的作用。
《现代文学史料探微》也有不尽恰切的地方。
既然是“史料探微”，最好注明资料的出处。有些资料眉睫注明了出处，但相当一部分没有注明，结果让人生疑，这到底是作者的杜撰，还是别有依据？是作者最先发现，还是从他处转述？注明出处，既表明不掠他人之美，是一种学术品格的表现，同时也是科学求实的态度。
另外还有涉及“评”的。眉睫的评论大多能够到位，但偶尔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比如在《丰子恺的童话》一文中的结尾：“正是这样一个把毕生心血奉献在‘童心艺术’的大师，却遭到儿童文学界的漠视，试问现在有几个童话作家知道丰子恺先生是儿童文学大师呢？”这话可能与事实不符。因为作为儿童文学大师，丰子恺虽然不能说尽人皆知，但至少从事儿童文学创作的作家不会不知其人，儿童文学界也没有“漠视”。又如《新发现的一封废名佚信――兼评废名的老北大讲义》一文，称废名“很讨厌新月派的格律诗，如‘商籁体’”，也似乎歪曲了废名的意思。废名确实批评过新月派“虚张声势，在白话新诗发展的路上，他们走的是一条岔路”（《谈新诗・〈扬鞭集〉》），但用“很讨厌”一词表达他对新月派的看法，分寸似乎掌握得不够好；对“商籁体”即十四行体，废名更是有所保留。他评价冯至：“我很懂得这首诗的好处，其运用十四行体的好处是使得诗情不呆板，一方面是整齐，而又实在不整齐，好像单调的图案一样，一新耳目了。”（《谈新诗・〈十四行集〉》）从这里，看不出废名对十四行体有如何的“讨厌”。所以这些轻率的结论，我以为是眉睫今后应该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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