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安平：和大多数大学出版社一样，我们的改制方案已经获批，到年底应该可以完成，目前处于手续和程序的完善阶段。转企改制给我们带来的变化首先是自主经营权的扩大，
但是改制带来的新问题也是明显的，我们没必要回避。首先一条，虽然改制了，但是大学是大学出版社的主管单位这点没有变化，可能今后会以唯一或者最大的股东身份出现，但是这种父子关系看来短期内不会变化，而这个关系可能最终决定着出版社成为企业后的命运。第二条，大学社企业化后董事会、监事会怎么组成？因为学校是唯一的股东，因此董事会、监事会必然以学校委派的人员为主体，但是这些成员绝大多数可能长期在事业体制下工作，对于现代企业制度的运作方式和规则可能并不熟悉，甚至思维模式和价值取向也会同企业人员有一定差异，而一个企业需要董事会能在激烈的竞争中做出符合市场要求的决策，这里面就存在一定的矛盾，这个矛盾如果解决不好，就可能出现“企业单位事业化管理”的新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比较容易的办法是投资主体多元化，而国有独资几乎是所有大学出版社的产权结构。下一步可以不可以融资？可以不可以建立多元化的董事会、监事会？因此，我觉得可以说，现阶段完成的改制只算走了半步，要真正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市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第三条，企业化之后，单位和个人的价值实现与事业体制有很大差异。事业体制下无论工资还是职级都采取行政手段，而企业体制下，单位和个人的雇佣关系对如何协调统一企业实现资本价值和个人实现智力和劳动价值提出了更高要求。所以，企业化之后如何更好发挥人才的作用可能是最为关键的。
改制方向肯定是正确的，但是改革是一个过程，从以前国有企业改革的经验看，在改革初期还可能影响企业的发展，这些都是正常现象，丝毫不能改变改革的进程。现在改制是政府主导，改制完成，成为企业几乎是“齐步走”，但走一段以后肯定会出现分化，有人可能走得很快，有的就掉队，甚至淘汰，但这是市场的法则和选择。
读书报：改制之后，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的产品结构和市场规划有哪些调整呢？
周安平：改制之后，确实在产品生产上有个更大的自由，市场诱惑很多。但我们应该更加清醒。我国大多数出版社都是按照专业分工建立的，这些在当时都是计划经济的产物。但是这种专业分工的思路并不错。改制之后的多数大学出版社，必然也得走专业化、特色化的路子。因为大学出版社中小规模居多，而依托的学校也一般有特色学科，这些都要求我们走专业的路子。而且，出版这样的文化产业积淀和创新都需要，一个出版社在事业单位创出的牌子、积累的声望是企业化后的巨大财富，应该坚持。就像我们的社名，虽然主管单位已经是合并后的西南大学，但是学校仍然决定使用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名称，这个就显示出品牌的价值。文化企业积累和传承的作用比其他企业更重要，因此我觉得出版社，尤其是大学出版社发展具有稳定性、渐变性甚至滞后性。不能一味追求迅速发展，这个可能不现实也不必要。我们目前还是要在师范类出版社的强项――基础教育出版方面下功夫，把市场做的更精细。还要加强联合保护知识产权的力度，保护原创作品不受侵害。目前我国基础教育图书的版权问题十分突出，我估计市场上有超过60%的基础教育教辅图书存在严重的非法侵害知识产权的问题。这个不扭转，教育类图书就很难有质量的提高，市场也不可能规范发展。我们提出的办社方针是“教材立社、精品办社、项目强社”。经过这几年的努力，我们争取到了好几个国家级的出版项目，比如《域外汉籍珍本文库》、《中华大典（法律卷）》、《羌族文化集成》等，其中有些是国家十一五重点出版计划的项目，有些是国家和省市的重点项目，出版这些产品，我们不看重盈利，更看重对提升出版社声誉和提高出版水平所起到的巨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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