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论家提出：“在当代文学里，存在着周作人的一个传统。”所说“文学”，大概是指散文。依通常的文学分期法，“当代”之前有“现代
首先也许想到所谓“苦雨斋四大弟子”。就中沈启无编书、写诗，偶作散文，不成气候。其余三位，周作人虽然“平常称平伯为近来的一派新散文的代表，是最有文学意味的一种”（《〈燕知草〉跋》）；又“觉得废名君的著作在现代中国小说界有他独特的价值者，其第一的原因是其文章之美”（《〈枣〉和〈桥〉的序》）；还说“绍原的文章，又是大家知道的，不知怎地能够把谨严与游戏混和得那样好，另有一种独特的风致，拿来讨论学术上的问题，不觉得一点儿沉闷”（《〈发须爪〉序》），但俞平伯最出名的抒情散文如《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陶然亭的雪》、《西湖的六月十八夜》等，废名的小说《桃园》、《枣》、《桥》和《莫须有先生传》等――周作人在《志摩纪念》里说“平伯废名一派涩如青果”，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里说“和竟陵派相似的是俞平伯和废名两人，他们的作品有时很难懂，而这难懂却正是他们的好处”，都是将废名的小说与俞平伯的散文相提并论――实在与周作人自家写的散文并无相似之处，有论家认为，“在他影响下，形成了包括俞平伯、废名等作家在内的散文创作流派”，对此我不敢苟同。江绍原的《发须爪：关于它们的迷信》无疑受了周作人的启发，但只能说彼此趣味相投，以文章论显然别是一路。周作人说：“世间传说我有四大弟子，此话绝对不确。俞平伯江绍原废名诸君虽然曾经听过我的讲义，至今也仍对我很是客气，但是在我只认作他们是朋友，说是后辈的朋友亦无不可，却不是弟子，因为各位的学问自有成就，我别无什么供献，怎能以师自居。”（《文坛之分化》）此虽系就“学问”而言，移过来讲文章写法亦无不可。倒是废名的散文――特别是周作人《怀废名》讲的“《人间世》时代”和“《明珠》时代”所作――与周氏的散文颇有神似之处，已臻废名讲的“散文之极致大约便是‘隔’”（《关于派别》）的境地。可是废名于散文“可惜不曾更多所述著”，当时亦未汇集出书，不免为其小说的光芒所掩。
周作人又说：“我自己知道所有的单是我的常识与杂学，别无专门，因此可以写文，却不宜于教书，我曾教过希腊罗马欧洲文学史，日本江户文学，中国六朝散文，佛典文学，明清文，我讲了学生听了之后便各走散，我固无所授，人家也无所受，但以此因缘后来也有渐渐来往的，成为朋友关系，不能再说是师徒了。”（《关于老作家》）这话仍可移过来讲文章写法。所谓“传统”，大概当从“授”、“受”关系考虑，只不过“授”或无心，“受”却有意罢了。中国现代散文史上，真正有意接受周作人的影响的，乃是40年代沦陷区的一批作者。其中成绩最大，地位最高的是文载道和纪果庵。在耿德华（EdwardM.Gunn）有关沦陷区文学的权威著作《被冷落的缪斯》中，有关散文一章共三节，“周作人”、“上海散文作家”、“文载道和纪果庵”各居其一。要讲“周作人传统”，不能忽略这两位。此外，还有柳雨生、周黎庵、谢刚主以及用“南冠”、“楮冠”之类笔名发表文章――作者后来声明系为了“从敌人手中取得逃亡的经费”――的黄裳等。他们的作品，见载南京、上海的《古今》、《杂志》、《风雨谈》、《天地》等杂志。
文载道和纪果庵学的是周作人的中期作品，即《夜读抄》之后所作。周作人说：“不佞只能写杂文，又大半抄书，则是文抄公也。”（《〈苦竹杂记〉后记》）文、纪二位亦以“文抄公”自居。相比之下，文载道更“像”周作人。若讲“周作人传统”，大概没人像他这样学法，而且学到这样程度的了。他的两本集子《风土小记》（太平书局1944年6月出版）和《文抄》（新民印书馆1944年11月出版），不仅常常袭用周作人的题目，如周有《谈关公》，文也有《谈关公》，周有《关于阿Q》，文也有《关于阿Q》，周有《日记与尺牍》，文有《谈日记》，周有《骨董小记》，文有《骨董与玩具》，周有《关于活埋》，文有《殉葬与活埋》，而且大量抄引周作人的文字，采用周作人用过的材料，相关见解亦多与周氏相仿，尽管他自己也不无发挥。要而言之，周、文文风区别，前者蕴藉而后者显露，前者简洁而后者散漫。文载道另有不少“记地方习俗风物”之作，亦从周氏《上坟船》、《卖糖》等借鉴而来，其间差异，同于前述“就史事陈述感想”者，文氏此等作品更多感慨，其晚年有云：“抒情要抒到恰如其分是要有功力的，并非有情就可抒。”（《〈风土小记〉重印后记》）盖即指此而言。
周作人对于文载道和纪果庵评价颇高，《文抄》亦因其“拉纤”得以刊行，他为此书所作序文，实与从前给“四大弟子”的作品写序跋性质相当。周氏视纪、文二位为“今雨”：“纪君已出文集名曰《两都集》，文君的名曰《风土小记》，其中多记地方习俗风物，又时就史事陈述感想，作风固各有特色，而此种倾向则大抵相同。……自己平常也喜写这类文章，却总觉得写不好，如今见到两家的佳作那能不高兴，更有他乡遇故知之感矣。读文情俱胜的随笔本是愉快，在这类文字中常有的一种惆怅我也仿佛能够感到，又别是一样淡淡的喜悦，可以说是寂寞的不寂寞之感，此亦是很有意思的一种缘分也。”或许可以视为对多年之后论家提出“周作人传统”的预先首肯。
文载道系金性尧早年所署笔名。从金性尧一生创作来看，其晚年的大量文史随笔显然较之《风土小记》、《文抄》水平更高，价值更大。扬之水说：“先生之文，不以文采胜，亦非以材料见长，最教人喜欢的，是平和与通达。见解新奇，固亦文章之妙，但总以偶然得之为好；平和通达却是文章的气象，要须磨砺功夫，乃成境界，其实是很难的。”（《〈饮河录〉跋》）这话形容其晚年作品更为恰切。盖此乃阅历使然。说来《风土小记》、《文抄》反映了当初他所受的“周作人洗礼”，有如更早的《边鼓集》、《横眉集》里他的文章反映了所受的“鲁迅洗礼”一样。在我看来，这些影响在晚年之作中更深也更好地体现出来。不过因为他是沦陷区的重要作家，在文学史家那里，更多提到《风土小记》、《文抄》罢了。《金性尧全集》的编辑出版，有助于我们了解作者的写作历程和毕生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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