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武：金融指向的是每个人的幸福与自由

陈志武，美国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经济学教授，“中国十大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2006年，《华尔街电讯》）。2008年出版的《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非理性亢奋》广受好评，其中前者荣获“200

在《金融的逻辑》中，陈志武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观点：西方国家的兴起并不是因为它们从拉美掠夺了太多的银子；负债型国家更容易培育出民主、自由和长期的繁荣，政府富有的国家往往压制民主和法制，不利于长期的繁荣；次贷危机并没有导致美国式金融经济的全面崩盘，中国应汲取其教训，但不可因噎废食地停止金融创新；儒家“孝道”文化适应于前现代社会人们养老和风险保障的需要，在未来，市场将逐渐取代家庭为个人提供经济保障……作者的观点令人耳目一新，也引发了一些争论。在此，我们以一篇书评和一篇访谈向读者推荐这本《金融的逻辑》。

――编者

金融，在一般人看来，本是十足的工具理性的东西，但在陈志武的世界里，俨然成了一个极具价值理性的伟大事物。

我是如此喜欢他的金融定义：“金融的核心是跨时间、跨空间的价值交换。”这甚至像一首优美的现代诗歌。在无限的时间和空间之中，金融得以自由发展，仿佛一个个具体的人从此挣脱羁绊，在这个世界上自由行走。或者可以这样说，每个人都渴望自由，而现代金融则是我们寻找自由的方法。

对于传统的中国文人而言，陈志武的《金融的逻辑》，我以为是一种空谷足音。多少年以来，我们抱守一种君子固穷的人生原则，抵制各种现代经济手段，尤其是抵制现代金融工具，以为那些纷繁的股票、债券、保险才是我们浮躁的原因，而事实上，当我们的金融不自由，我们的学问随之也不自由，我们的人生也不能自由。

在陈志武的世界里，现代金融正是促使政府放权给市场的有效手段。不过，我们应该看到，陈志武的金融研究，并没有停留在国家能力思考的层面，他的终极目的，乃是人的自由发展。中国读书人，免不了固守家事国事天下事的逻辑，而对人的行为却熟视无睹。我曾经分析过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的学术框架，认为他一辈子的学术努力，基本上还是在国家发展的路径上努力，他试图找到中国积弱的深层原因，提出了数目字管理的国家发展方法，但在人的建设上，却用力甚少。为他赢得大名的《万历十五年》，虽然是以人为单元组成的结构，但最终的指向，仍然是国家的生存，人在这样的历史分析框架里，仍然只是国家强大的工具。

沿着这样的路径来阅读陈志武，我想说的是，他可能不是那种热衷于国家的宏大叙事，热衷于学术救国的学者，他的金融最终指向的，应该是每个人的幸福与自由。我以为，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我想起另外一名经济学家杨小凯，可以这样说，在杨小凯50多年的学术生涯中，他的主要精力都放在了对国家命运的思考上，只有两个时期他在关注个人：第一个时期，他写出了《牛鬼蛇神录》这本了不起的著作，一些悲伤的个人命运被他记录下来；第二个时期则是他晚年信仰基督，基督救赎的终极意义，是对生命的拯救，神的国度不在地上，这直接消解了小凯一直以来奉为圭臬的国家主义思考。

很有意思，我提到的黄仁宇，杨小凯和陈志武，都是湖南人。近代以降的湖南人热衷于宏大叙事，已然是一种文化态势。所以我要说，湖南出了陈志武这样的教授，是一个意外的惊喜，是一种地理文化可能的新方向。

读书报：有一个朋友看了我写的一篇关于你的文章，来信说，陈志武在1980年代是标准的负笈美国的金融专业技术人士，如今变成了影响华语世界的面向公众发言的知识分子，这是我们的福音。这样的评价让我很有触动。我由此联想到我们的大学。我很想知道，这么多年过去之后，你是怎样从完全的工具理性，过渡到今天对价值理性的全面思考的？

陈志武：我最近一直在思考一个主题：“只有市场经济才能救中国人”，这个主题越来越清晰。我之所以要强调人这个字，是因为过去这么多年，在中国，有那么多的人在思考国家的命运，“五四”如此，洋务运动是如此，都要以救中国作为最高使命。我想问，我们救中国，到底最终是为了救谁？我认为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命题，进入近代史以来，中国知识分子都把所有的注意力放在国家命题上，这必然忽略了个人价值的寻找。你知道的，为了国家，我们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个人可以被牺牲掉。所有的强国运动，成为我们的终极关怀，而个人仅仅是工具，是螺丝钉。

事实上，在这样的时刻，我们要强调一个常识：市场经济真正的价值，不仅仅是它可以让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得到提升，更重要的是它可以把人解放出来。只要每个中国人得到了解放，中国必然因为人的解放得到强盛，而且这种性质的国家强盛，才是最为本质的强盛。

读书报：我能理解你这样的观点，并且认为这是一个更有建设性的变化。但我更想知道，你和我们一样，都在一种家国文化里成长起来的，为什么这么多年之后，你终于能够抛开宏大叙事，转而开始思考人的自由，人的发展？

陈志武：事实上我是从2001年开始，才重新开始关注中国社会的变迁，中国社会的发展，中国市场的发展，刚开始我也是更多地关注制度问题、社会问题、国家问题。或者我这么说，我开始思考中国问题，更多的还是沿用工具理性的思路。

这与我的求学经历有关。1986年我到美国以后，发现在美国，你要生存下去，必须学一门更加具体的学科。那是一个所有基本的政治制度，基本的社会制度都已经成型了的国家，那种空泛的追问已经不那么受到人们的追捧了。我需要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放在某一个具体的问题、具体的学科上。所以从1986年开始，一直到2001年，这16年之间之间，我基本上没有太多地关心中国。我只是在研究金融，研究经济学，或者说，这16年，我所有的心思都在技术之上，由此，我终于成了你的朋友所说的，一个标准的金融专家，一个不错的金融学教授。

读书报：你的数学趣味非常好。

陈志武：对，金融学，经济学，数学是最优美的路径。你进入数学里面，你会觉得很美。就像你热爱的诗情画意。如果说你永远不会放弃的是你的诗歌，那么我永远不会放弃的是我的数学，数学在我的世界里，有着无与伦比的美。

读书报：一个金融学工具的教授，一个数学世界的高手，在2001年竟然回到了中国问题，中国人的问题，这是怎样的一种转变呢？

陈志武：2001年，一个偶然的机会，让我对中国又重新感兴趣。暑假的时候，我跟美国金融学会的一个代表团先到台湾，大家每个人做一个演讲，然后又到内地来，在上海、北京，每个人也做了一个演讲。离开上海的时候，不知道谁给了我一份《财经》杂志，在飞机上，我把那期《财经》，也就是2001年7月份的那期《财经》从头到尾全部看了一遍。我很惊讶地发现，中国的《财经》，从头到尾都在理性地分析中国的经济问题、社会问题，其理性的程度，让我大吃一惊。我回到耶鲁后，马上就开始让我的研究生收集一些数据，开始是证券市场的一些观察、一些问题，尤其是关于公司治理的问题，事实上我对中国问题的思考，正是从公司治理的领域开始。随着讨论的深入，我发现，只要讨论市场发展的问题，经济发展的问题，就不可能绕开政治，不可能避开制度方面的话题。2002年，我花了一些时间专门研究：是不是一个国家可以没有自由的新闻媒体，照样也可以发展出来完善的资本市场、市场经济这些东西。我当时花了很多时间收集各个不同国家，大概80多个国家的数据和案例。那个时候我就想，对于现代市场经济来说，新闻自由、新闻媒体不再只是一个政治意义上非常重要的制度安排，新闻对于市场的发展，特别是资本市场的发展是一种不可或缺的手段。这样一来，我就有点走出纯粹的经济学或者金融的研究了。慢慢地我给国内的媒体写一些文章，或者在国内的高校做一些演讲。我在耶鲁给我的学生讲的都是一些专业课，非常地工具，非常地抽象。但是，我怎么给国内的朋友们讲课呢，怎么样给国内一般的受众讲解金融学和经济学呢？对于国内大多数读者而言，也许我熟练的那些模型和工具，并不重要，他们首先需要了解的，是金融到底是怎么回事？金融市场到底为什么重要？这也是我写《金融的逻辑》的思路。

读书报：这是一个耶鲁大学的金融教授不得不进行的金融启蒙课。

陈志武：大概是2004年、2005年期间，我忽然想，在美国，有非常发达的资本市场，人们有很多金融选择。安排一辈子生活，无非就是找一个更恰当的、不同的金融产品的投资组合。但是在传统的社会，在中国，当这些东西都还不十分发达的时候，人们怎么解决未来的生活？人的尊严，人的命运，是按照一种怎样的规则在安排呢？

读书报：我们再来看看黄仁宇。你看看他，一辈子都在思考国家的命运，大历史观也好，数目字管理也好，明朝的财政税收也好，都是国家主义思维，他似乎一辈子也没有思考过个人建设，他也身在美国啊，事实上他的日常生活可能比你更美国化。这是为什么？

陈志武：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特点。前几天我在演讲的时候，《三联生活周刊》的一8名记者问我，你鼓励年轻人借贷消费，把未来的钱借到今天来花，这样会不会让太多的银行承受太多的金融风险，金融危机的风险因此增加了。我回答他说，没有必要让每一个人都要像总理一样思考问题。金融借贷，本身是一种博弈。对个人来说，你能够借到钱，你就赢了一半。银行既然愿意把钱借给你，他有问题是他的问题，个人没有必要把整个银行的事情都扛在自己肩上。但是很有意思，在中国大家都不这么思考，中国的读书人都喜欢从总理的角度来思考问题，从政府的角度来思考问题。

读书报：没有从人的角度来思考。杨小凯生病了以后说了一句话，他说人一辈子最大的工作是追求自己的幸福，我觉得这句话说得太好了。

陈志武：我也非常认同这句话。这种观点，多年前胡适之先生早就说过的，他说年轻人要把自己铸造成器，他说争你自己的自由，就是为国家争自由。

读书报：中国问题，在学术上早已是一个学科，是一个范式。你看李约瑟，他是从科技的维度来分析中国问题的。费正清、费维恺，是从清末的历史，从政治制度的角度来分析中国问题。黄仁宇则是从明朝的财政体制来分析中国问题。美国的汉学家彭慕兰，他是从田野调查的角度，从中国乡村入手，站在一个很具体的小村庄来分析中国问题。我觉得你是延续中国问题的学术史研究，在这么一个大的框架内，你的路径很醒目，就是从现代金融的角度来分析中国问题。你觉得我说的有点道理吗？

陈志武：有一定道理。但我不是一个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这不是我的立足点，但或许可以说，你的表述，接近了我的方向或者研究领域。我更多的还是一个经济学学者，金融学学者。这个可以说跟中国有关系，也可以说跟中国一点关系也没有，但是用这样一个分析范式，来看看中国，她的社会结构，她的几千年的社会和文化结构，应该能发现一些重要的东西。我这么说，不是自谦。但我承认，我很早就看到，中国的历史研究领域有一个很大的毛病，就是这些人普遍只对朝代变迁的历史感兴趣。但我更有兴趣的，却是人的发展历程。金融让我们得自由，我想这是我未来思考的重中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