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笔者看来，该论调不是空穴来风，而是伴随着“崛起的中国”意识形态而生的。这个论调的倡导者
为什么“定位中国当代文学60年”是“中国自己的学者”的特权呢？这个论调的依据之一是，因为“只有中国人才能理解中国（人）”。在某些专治当代文学的本土学者们的眼中，汉学家的中国文学研究绝不能逃避“老外”的宿命，西方汉学家则还要加上一重“西方中心主义”的宿命。
“只有中国人才能理解中国（人）”，翻译成古汉语，就是惠施式的“子非鱼焉知鱼”之说。这种论调落实于文化实践，就是一种封闭和拒绝的文化意识形态。重温两千多年来的中国文化史，我们会发现，中国文化体系的建构和发展，都是得益于以“天下”观念为核心的开放和融合的文化精神实践。中国文化之所以生生不息而历久弥新，正是因为它从内容到形式均具有超强的开放性和融合力。可以说，我们今天之所以有幸来谈“中国文化”，应当感谢我们的先人在两千多年的文化建构中实践地否定了惠施式的“子非鱼”的封闭文化意识，而且发扬了庄子式的“磅礴万物以为一”的开放文化意识。这种开放文化意识是作为文化基因活跃在中国传统文化血脉中的元素。
此外，一些当代文学批评家认为，“现在是一个中国崛起的时代”，“崛起”的中国文化应当重申自己的文化主体性；由“中国自己的学者”来掌握“中国当代文学60年”的“定位权”，就是在文学史叙事中体现“中国文化”的“主体性”。用这些批评家的话说，是否掌握这个“定位权”，是坚守民族文化立场与否的表现。因此，在他们看来，文学研究不是单纯的文学研究，存在而且应该进行“文化主权”之争。试问，在人类文化的历史运动中，曾经有过这样的“文化主权”吗？这样把民族国家的“领土主权”意识挪用到文化（文学）研究，不仅错误而且荒谬，它令人联想到两千多年前的秦始皇同时进行的两大创举：建筑长城和焚书坑儒。这两大创举的共同效用就是禁锢与拒绝。中国已经告别帝国时代100年了，但百年之后，大地上的长城早已成为一个单纯的历史象征，一些当代中国学者建筑“文化长城”的心态却又“愤然崛起”！
当代中国文学批评研究方法论的“去西方化”思潮的代表性表达，是晚近从西方归来的学者甘阳今年在一个访谈中提出的“用中国的方式研究中国，用西方的方式研究西方”论调。姑且不论这是20世纪之初中西碰撞开始时就出现的旧调重谈，不可回避的问题是，在20世纪以后，在全球化背景下，怎样去厘定“中国的方式”？而且，“中国当代文学”就只是“中国的”吗？用“中国的方式”，尚且不能解析鲁迅那一代人，更何况20世纪后期以来的中国作家？当代女作家刘索拉有一部小说，题为《剩下的都属于你》。对于一位当代文学批评家，剔除了“西方”，当代中国文学，尤其是那些曾是以“某某手法”、“某某叙事”和“后某某”而成名的“后新时期写作”还剩下什么？
在全球化语境下，在中西冲突中，究竟应当怎样重建中国学术的文化身份？我认为，20世纪早期的国学大师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借鉴。近百年来，我们都承认王国维、陈寅恪作为国学大师的中国学术身份，然而，他们开辟的国学路线就是中西对话和交流的路线。王国维说：“余正告天下曰：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凡立此名者，均不学之徒，即学焉而未尝知学者也。”（《国学丛刊》序）陈寅恪将王国维的学术研究概括为“三证法”：“把地下的实物和纸上的遗文互相释证”、“外来的观念和固有的材料相互参证”、“异国的故书和吾国的古籍相互补正”（《王静安先生遗书序》）。这个“三证法”，既肯定了文化差异，又肯定了文化互补。相对于“只有中国人理解中国（人）”的文化自闭意识，“三证法”揭示了本土学术不可避免的盲点，它的学术理念是“中国人不能通过自身理解中国（人）”。这就确定了文化开放和学术交流对于“国学”研究的本体意义。承认文化盲点，尊重文化差异，以差异修正盲点，是上世纪国学大师们给予我们发展中国学术的重要启示。
应当明确指出的是，“中国当代XX60年”是一个特定的意识形态概念，而非文学史概念。在我看来,中国当代文学，自1942年以来，经历了近70年的历程，而非60年。如果我们承认当代文学的历程并未终结而且将继续发展，那么，以之为学术事业的学者和批评家们，就不应当附和当下的（暂时的）需要，热衷于做应景工程，而是应当放弃“子非鱼”式的文化排斥意识，深入当代文学仍然在展开的历史进程，在中国学者和汉学家的跨文化对话中，把“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叙事实践为一个不断展开和深化的动态过程，而不是在某个预定的时间由某个特定群体完成的意识形态工程。
认真说，中国当代文学亟需的不是“XX年的历史定位”，而是真正深刻而有尊严的文学批评。这种深刻而有尊严的文学批评，是坚持“长城心态”的文学批评家不能实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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