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气象发展的历史风云

天气动力和数值预报专家。博士生导师。1935年生于江苏南京。1965年北京大学研究生毕业。曾任国家气象中心主任。1995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长期从事天气

以前每次经过北京白石桥附近的国家气象中心时，总觉得那里是一个神秘的所在。作为一门自然科学，气象与日常民生紧密相连的是每天的天气预报，气象学家们根据大气、云层、涡旋、气流复杂的构图，测算出未来几个小时甚至几日的天气情况，为人们安排生活和工作提供天气预报信息。

这次因采访李泽椿院士的机会，平生第一回走进国家气象中心的大楼。在几个小时的长谈中，关于大气科学本身，关于李院士的科研生涯，以及由其个体生命历程中折射出的中国大气科学艰难曲折的历史发展过程，对于我，以及那些和我一样对中国气象历史知之不多的读者而言，犹如开启了一道历史的大幕。这大幕的背后，有中国气象历史发展的辉煌，有和西方大国斡旋争斗的刀光剑影，更有无数中国气象科学工作者的辛劳和心血。

“我的运气一直很好”

在正式进入谈话之前，就所从事的科研工作，细心的李泽椿对我这个“外行”做了一番解释和界定，算是这次采访的“入题话”。“我给自己的定位是，在大气科学工程化中做了一些工作”。气象因为没有国界，涉及的面很广，诸如如何组织大气探测，探测来的资料如何传输，如何经过处理加工，变成老百姓所需要的天气预报信息，如何发布出去，让老百姓和政府接收，做到有效预防天气灾害，并且利用天气的变化情况搞好生产。提供准确的天气预报信息之外，还有一个做好服务的问题。这就使得大气科学必须工程化，要建立起一套探测系统和加工系统。李泽椿所处的工作环节是最后的处理加工系统。“我所做的工作，就是在最后做预报环节上最主要的一点――数值天气预报”。

的确，我们回头来看他的科研生涯，每一个重要的人生关口，每一次重要的科研成就，无不和天气预报相关，无不和现代化业务系统的建设相关。作为项目的组织者和主要完成人，在几十年的气象科研工作中，李泽椿率领广大科技人员，建成了我国首个短期（1到3天）数值天气预报业务系统，并相继组织建立了国家级中期（3到10天）数值天气预报系统、有限区数值天气预报系统、台风路径数值天气预报系统，使得我国的数值预报业务形成规模，跻身于国际气象学大国之一。

“我开始做这个工作，在国家气象中心，当时只知道努力地一步一步去做，现在回头去看觉得确实挺重要的。”在现代化的基础上，李泽椿和他的科研团队，首先是推动数值天气预报系统的建设，构成应用部门的系统，形成自动化。第二，从研究范畴跃进到业务范畴。第三，预报员在思维方式上转向科学化。

李泽椿将自己取得的成绩归结为“天时、地利、人和、己为”四个方面的因素。他说，他所从事的是国家、人民和学科发展的需要，是为天时；碰到好领导，给了创新性的任务，给了信任和实现的条件，此为地利；人和，他跟同学同事的关系很好。当年李泽椿在职权范围内，破格将一些没有学历和外文基础但实际业务水平很高的工人评上工程师，至今还为人感念。己为，“凡事尽力去做”。在北大念了10年书，虽然处在动荡的年代，但还是利用间隙学了不少知识，学会了分析问题、抓重点，也养成了发现和解决问题的敏锐性。这些，在他整个的科研生涯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我在这个领域后来成为院士，周围人认为我做了不少工作，我觉得自己是非常顺利地进到这个状态，没有受到挫折，反右、文革，我都没有受到冲击。”诚然，在接下来的叙述中，细心的读者会发现，在他人生的每一个转折点上，他都平安顺利地度过，有时有惊，但好在无险。这，也应了他本人在访谈中多次重复的一句话――“我的运气一直很好”。

走进气象之门

李泽椿出生、成长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李清悚是近代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和陈鹤琴的学生。李泽椿幼年时，父亲任南京市第一中学的校长。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父亲携家小，带着一中的师生迁往四川，并随后与内迁的另外几所学校合并，创办了国立二中。曾担任北京市委书记的李锡铭、气象学界著名院士陶诗言、建筑学界泰斗吴良镛等人都毕业于该校。刚到四川时，李泽椿才两岁多，念小学时，因为生病，没能及时报上名，但他跟着在读的表姐学习，没想到在学校测试了几道题目，就报上了二年级。回忆起近七十年前“人生中的第一个顺利”，李泽椿很开心，陶然。

在北碚的那段童年生活，给李泽椿留下终生难忘的记忆：其时，国民党在重庆成立教科书编辑委员会，梁实秋任主任，李清悚为副主任。但梁实秋是文人，长于写文章，编委会的主要工作还是落在对中小学教科书熟悉的李清悚身上。李泽椿还记得小时候常随同父亲一起去雅舍玩的情景。在北碚，他见过音乐家马思聪，喜欢听他的《思乡曲》。后来，父亲担任教育部下属的教育电影制片厂厂长，因为大人们工作在一起的关系，他和冯四知、孙瑜的孩子也经常在一起玩。

抗战胜利，1946年李泽椿全家回到南京。因为四川的乡村小学教学一般，回南京后报考南京一中时，他的成绩不理想，最终只得以备取生身份录取。刚安稳两年，因为父亲不愿随同所服务的机构迁往台湾，遂于1948年全家转往上海。

1951年，国家提出“军队要知识化”，号召学生参加军事干部学校。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热情感召下，李泽椿报名参军，分配到成都气象干校学气象。因为自己本来就有学气象的意愿，李泽椿心里很高兴。其时，国家仅在江苏丹阳、长春、北京、兰州和成都设立气象干校。在成都，李泽椿先是学了5个月的政治，紧接着是4个月的气象观测学习。学好了本领，一心报效祖国的热血男儿们都争着要去最艰苦的地方西藏。

当时，国家在气象方面的局面是：国民党退走之后，内地只剩有五十几个气象站（今天已有2600个），根本反映不了全国的气候变化，大量建站成为当务之急。因为条件（要政治过硬，身体素质好）不够，李泽椿没去成西藏，随即于第二批去了西北，在兰州气象干校当助教，辅导学员观测。5个月后，一心想转战新疆的李泽椿又接到新的任务――到汉中略阳县建站。因为空运物资到西藏经过略阳，要保证航线上的天气。李泽椿回忆1952年，他和两个北京去的学通信的学员一起，每人背着一支枪，雇当地农民用独轮车推着装备，在山间羊肠小道上走了整整四天。略阳位于陕甘川三省交界地带，秦岭的南麓，经济落后，生活非常艰苦困难。

刚开始时生活尚可。街上可以买到熊掌，市价2万块钱（约等于今天的2元）。鸡蛋相当于现在的一分钱一个（当地盛传有麻风病，据说麻风病人不能吃鸡蛋，所以很便宜）。地方小，一个县城，两三天才宰一头猪。李泽椿和同事们合并每个人的夜餐费1800元，就能把猪下水买来好好美餐一顿。但好景不长，很快开始建宝成铁路，铁道兵进驻，物价涨起来，吃的东西也少了。

物质生活的贫乏和艰苦没有消磨李泽椿的学习和工作热情。他觉得预报天气有意思，一心想当预报员。上海的同学都考上了清华、北大、北航这样的名牌大学，他心里想上大学的念头也变得愈加强烈起来。值班时，挂上窗帘睡会儿觉，他就起床复习高中课程。实际上，李泽椿说当时他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考大学的机会，但总觉得学习知识好，就这么准备起来了。

命运再一次眷顾于他，李泽椿的“好运气”来了。1955年，北京气象干校在原有训练班的基础上，升格成为3年制中专――北京气象学校（隶属于中国气象局），从各省“调干学习”。因为工作表现好，李泽椿成为陕西省两名抽调上去的“干部”之一。当时很多人觉得没意思，打退堂鼓回去了。李泽椿“关键时候做出了正确的选择”，不但留下来了，还抓紧时间大量做物理学习题，这在一年后他考大学时充分发挥了作用。

1956年，因为生源不够（当年计划招11万大学生，而中学毕业生只有9万），国家号召在职干部报考大学，这个消息让李泽椿兴奋不已。他连着写了三封信给领导，但都没有回复。没办法，只能徒然心焦地等候。周末那天他从中医研究院的姐姐家回来，随手抓了份报纸，一眼瞥到上面登载的礼拜一高校报考截止的消息，这一惊非同小可，他赶紧找到学科的张景新主任，在张的努力下又连夜找到中央气象局的领导，促使其做出同意的批复。

“我觉得我的运气真的一直很好，”李泽椿由衷感慨。的确，要不是那张报纸，要不是那及时的一瞥，李泽椿将永远与北大无缘，当然，更不会有他后来在数值天气预报领域作出的一系列开拓性成就。在北大物理系天气动力专业学习了6年半，他于1962年本科毕业。而就在他毕业的前一年，苏共二十二大制定反华政策，将所有在华专家撤走。党中央提出要发展自己的科学，决定恢复研究生招考制度。系支部动员李泽椿报名，就这样他又接着读了3年的研究生，师从著名气象学家、大气物理学家谢义炳先生。

“一切都很运气”，到了1965年临近毕业时，大批学生被当时的运动赶到外地农村去受教育。因为论文写得快，算是学业结束，学校没让他下乡。而此时，连答辩的导师叶笃正、陶诗言先生都被迫到乡下搞“四清”去了。悠哉闲哉的李泽椿乘机回到上海家中休息了一段时间，等“四清”工作队回来，他才正式毕业。1966年2月份，李泽椿在历史风雨的前夕离开了北大。

中国数值天气预报系统的开拓者之一

毕业后，李泽椿的工作去向也闹了个小小的插曲。“我原本是气象局的人，爱人在中科院大气所工作，大气所计划要搬到西安，希望我跟着爱人一起过去。北大又想留我当助教，气象局说本来就是我们的人，三家争来争去的。”争执不下，只好上报到高教部等裁决，结果李泽椿还是回到了气象局。唯恐再生变故，气象局随即将他派到云南搞“四清”，这样，文革中北京天下大乱的当口，李泽椿却在云南呆了一年，避开了那场史无前例的政治“暴风雨”。但气象局依然是乱，回到北京后，他成了没单位的人。正好有一个同学在中央气象台业务处工作，有力没处使的李泽椿就到台里预报室去跟班画天气图。也就是从那时起，李泽椿开始真正地进入到天气预报的工作实践中，此后，他一直工作在天气预报业务系统建设和科学研究的第一线。

在中央气象台当预报员的10年中，李泽椿的回忆中只有“辛苦”二字。值夜班，一个台风接一个台风，每天凌晨2点钟起床，“几个礼拜下来，3个闹钟都闹不醒”。虽然是辛苦了些，但李泽椿觉得这同时也培养了责任心，意识到自己工作的意义和重要性。虽然台里两派也斗来斗去，但谁也没把工作撂下。“文革”中，毛泽东批评过很多单位，但对中央气象台的工作予以了肯定。这背后，有着无数李泽椿们的辛勤付出。

作为当年北大唯一的气象研究生，也是中央气象台唯一的研究生，李泽椿有着非常扎实的业务根底。1971年，他主持和参与开发，将当时发达国家刚开始发射的气象卫星的卫星云图首先引入中央气象台业务应用。而他也将当初进入气象台工作视为“一个很好的机会”。果然，到了1978年，当领导的思路要将数值预报从纯研究范畴调到业务部门来时，他成了最合适的人选，开始转入建立国家气象中心数值天气预报（NWP）业务系统建设工作。

在国家十个五年计划中，每一个历史阶段，对于中国数值天气预报的发展，对于李泽椿个人，都是值得大书特书的章节。“六五”期间，身为短期数值天气预报业务系统的组织者和主要完成人，李泽椿联合中科院大气所和北大的科研人员共同攻关，建立了我国第一个短期数值天气预报业务系统。这个系统包括资料收集、预处理、客观分析、模式计算、检验、产品形成及分发存储等在内，在当时国内最大的计算机之一上自动化实时运行。该系统每天作出未来3天的短期天气预报产品，发往全国，结束了只靠收用国外数值预报产品的历史。1985年，这项成果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身为技术总负责人的李泽椿，为突出他人，主动让贤，没有将自己列入报奖的前五位人员之中。

解决了1到3天的天气预报之后，李泽椿和他的团队“继续革命”，将下一步的目标锁定在3到10天的时间范围内，也即建成中期数值预报系统。一则社会存在需求，同时国际气象界已经有了范例。当时，为节约成本，集中人才，欧洲20多个国家按国家生产总值的比例出资，共同组建了欧洲中期数值预报中心，发展势头很快。中国自然不甘落后。1982年，李泽椿和时任中国气象局副局长的章基嘉等人一起，前往访问学习，谋求合作的可能性。

访问归来，就中期数值预报系统的建立，李泽椿写了一份周详的报告，包括研究方案和基建工程等方面问题，其中后者又涉及到具体的买机器和盖大楼问题。

1983年，李泽椿出任中国气象局国家气象中心主任。期间，相继成功申报国家计委（现发改委）重大工程项目“北京区域气象中心扩建工程（增建中期NWP系统）”，以及国家科委（现科技部）国家重点攻关项目“中期NWP研究”。以科技攻关项目为国家气象中心的扩建工程做前期准备，而这一工程项目又为科研技术提供了转化生产力（业务能力）的归宿，互为依托，满足了国家、社会及气象学科本身对气象预报的需求。此外，他还规划了国家气象中心基本业务的四大部分――通信系统、计算机系统、天气预报系统和非实时资料加工存贮系统的基本内容。

“七五”期间，作为上述两项重点项目的技术组总负责人，李泽椿组织中科院、教委、国防科大、气象局及国家气象中心几百人共同攻关，建成了当时我国最大的异型机局域网系统和中期数值天气预报业务系统。此举，使中国成为了世界上少数几个能开展中期数值天气预报的国家之一。

在这些胜利和辉煌的背后，有着很多不为公众所知的历史细节。往往，这些细节决定了整个事件的成败。中期预报系统要求的计算机速率，必须最少每秒达到6000万次以上，但当时国内现有的日本进口机器每秒才100万次，必须从美国进口。其时，由美、英、法、意、德、日等20多个国家组成的巴黎统筹委员会，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禁运和贸易限制，不同意将机器卖给中国。

报批国务院电子振兴办获准购买进口机器后，李泽椿和时任气象局一把手的邹竞蒙局长的艰巨任务就是想方设法打通巴统会的壁垒，打破西方大国对中国的技术封锁。他们学习台湾的经验，前往美国游说国务院、国防部、商业部以及裁军总署的高层领导。“当时我们很讲策略，申明我们买机器是用于中国的减灾防灾，符合人道主义的要求。”

游说起了作用，美国同意出口。然而，就在看到胜利曙光时，新的波澜又起。其时正值美国总统换届，新上台的克林顿不承认老布什卸任前一天做出的批示。国内这边，外贸部长李岚清和外交部副部长刘华清紧急磋商，最后通过正在西雅图访问的江泽民出面和克林顿斡旋，才得以成功进口当时国际上最先进的CRAY―C90巨型计算机。

正是有了CRAY―C90巨型机，再联合国内自行研制的银河―II巨型机，这两个互为备份的计算机体系，保证了预报业务的发展与稳定运行，构成了中国最大的实时计算机业务体系。

毕生为气象

我国是世界上气象灾害各类最多、损失最严重的少数几个国家之一。据近年的统计，中国受自然灾害影响，所造成的损失已经占全球自然灾害造成损失的1/4。而其中约70%是由异常天气气候引起的。出于职业和工作特性的要求，李泽椿在工作的同时，也非常注意关注天气预报在防灾减灾中的作用。

因此，在建成中期数值预报系统后，李泽椿又提出了新的科研攻关任务，对我国造成重大危害的暴雨、台风等灾害性天气的准确预报进行研究。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他主持了“八五”国家科技重点攻关项目“台风暴雨灾害性天气监测和预报研究”，带领北大、中科院及若干省气象局的数百名研究人员联合攻关，内容包括除台风暴雨气象内容外的雷达、卫星气象、通信工程、灾情评估等多个方面，经过五年的攻关，完成了任务，并在国家气象中心完成了相应的业务化工作。在服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防灾减灾，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九五”期间，为解决预报计算的速度满足业务应用时效问题，李泽椿作为中国气象局重点课题“并行计算机在数值预报领域中的应用”的技术组组长，组织科研人员开展将并行计算技术应用于数值天气预报业务系统中的科研开发工作，在IBMSP机和神威机上建立了集合预报系统、中尺度数值天气预报系统（MM5）、延伸全球数值天气预报系统，提高了业务系统的运行效率。该成果获2000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他本人先后于2001年和2004年获得何梁何利科学与技术进步奖和中国气象局科学技术贡献奖。

李泽椿的一生和中国的天气预报事业，和中国气象科学的发展紧紧地连在一起。近年来，在完成本职工作之余，他还参加了多项国家重点咨询项目的研究工作，为国家的经济建设提供科学的参考依据。作为项目课题组副组长，李泽椿参加了钱正英院士主持的中国工程院重大咨询项目“西北地区水资源配置、生态环境建设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中“西北地区自然环境演变及其发展趋势”课题；“东北地区水土资源配置、生态环境建设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中的“东北自然环境历史演化与人类活动的影响”课题；参加了徐匡迪院士负责的国家发改委为编制“十一五规划”委托中国工程院对综合性重大问题开展的咨询项目――“十一五期间我国农业发展重大问题的研究”中的“农业资源保证与环境安全”专题；以及中国工程院“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战略研究”项目的咨询工作；承担国家科技部基础司973咨询专家组成员任务。同时，他还受聘为国务院应急管理专家组成员，总参、空军、海军的科技顾问，环保部两委委员。

平日里，李泽椿非常忙。所以，这半日的访谈，对于我而言，尤为珍贵。

李泽椿南人生就北相，高大，魁梧，74岁的老头，看上去非常健康、朗润。苔绿色的毛绒运动上衣，领口拉链处露出里面大红的T恤，一派阳光、休闲的格调。说话时声音很低、很细，在叙述的几个小时里，不时地，他的脸上露出欣慰、快意的微笑，偶尔，在某个瞬间，看得见他眼中闪动着的光芒。

附带提及一件有意思的事情：本报10月“科学家人物”专版中的主人公、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病毒学家曾毅先生是李泽椿院士的二姐夫。当年他读北京气象学校一心想报考大学时，那次周末去的即是曾毅先生的家。

只是那时没有想到，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努力钻研，他和曾毅先生分别成为工程院和科学院的院士，在各自的科研领域都做出了骄人的成绩和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