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寒论》（《伤寒杂病论》）作为中医学的最重要的经典之一，对中华民族的健康、繁衍和发展，乃至对亚洲、对人类作出了巨大贡献，在人类医学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现在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集中巨大的财力、众多的人力我的专业并不是中医学，和中医学以及中医界有了较密切的联系是由于偶然的“机缘”。我认为训诂学欲真正复兴，必须走出围绕“经学”团团转的怪圈子，以训诂这一利器去观照传统文化的全部。几经呼吁，应者寥寥，于是自己“先行先试”，其中一项工作就是钻研《黄帝内经太素》。巧合的是，在此前后我国当代伤寒学大家刘渡舟先生所主持的国家古籍整理重点项目《伤寒论校注》毕役，蒙师弟钱超尘教授举荐，承刘老不弃，我参与了该项目的专家验收会议。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现在以给这套“集成”作序相命，大概与此有关吧。其实，自那次幸得与刘渡老及国内众多伤寒大家共处一堂收益多多之后，我于《伤寒论》文本的“功底”就那么一点点，怎可担“序”之重任！倒是近年来，出于对中华文化受到经济全球化挟裹着的“文化一体化”严重冲击的忧心，不由得又在心底燃起了对中医学的关注，于是中医经典又成了桌边必有之物。这次对中医学的学习和思考和二十几年前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于是这才壮着胆子接下这个任务，并借以抒发胸中郁积已久的一些想法，就正于方家。在我对中医学的认识中，以下几点是自认为似乎很重要的：
1．中医的形成和成长，贯穿于中国整个农耕时代。这是它与西医比较显示出来的独特之处，也是它所具有的极大优势。在人类发展史上，只有农耕时代，人与人、人与自然、人的身和心的关系最为密切。游牧时代，逐水草而居，也不大关心更大范围的自然环境；加之游牧生活所接触的林木草莽、物种有限，和他人关系的密切程度有限。惟有到了农耕时代，因为获取生活所需的一切都和自然环境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人们不得不长期地、仔细地、反复地观察研究大自然的一切；同时，人类第一次有了当即消费之外的剩余生活资料，可以用较多的时间和人力专门从事研究和思考人与人、人与自然、人自己的身和心的关系，也才比较全面地把握了客观和主观的规律。中医，归根结蒂是建立在对人的自身、人与自然认识的基础上的，是建立在对人类生存的环境，包括对矿物、植物、昆虫、动物以及天时变化、地文山川细致深入认识基础上的。更重要的是，中国人意识到人和客观本为一体，人不过是大自然的一个组成部分。发现人体阴阳、表里、寒热、虚实之相互对立、依存、转化，认识自然界和人体的风、寒、暑、湿、燥、火六气及其相互影响，“上医医未病，中医医欲病，下医医已病”之类的经验，无不是长时间对人和自然及其关系深入研究的结果，是基于“天人合一”总体认识的细化。这一切认识，离开了农耕生产的实践是不可能获得的。工业化时代，在生产物质产品方面的效率的确无数倍于农耕时代，产品质量也有了极大提高；但是，却把人赶进了车间、办公室、地铁、飞机……城市越发达，人越远离了自然；人对自然的漠然和残忍，不但恶化了环境，人的身体也受到了惩罚：各种现代综合症莫名其妙地增多、变异。众所周知，西方文化是在游牧时代定型的，其中的科学技术则是建立在数学基础上的，源自古希腊，强化于笛卡尔；贯穿其中，起到灵魂作用的是西方现在所谓的“传统”观念，其中无不飘荡着游牧时代形成的宗教的幽魂：事物都如造物主和被造物那样，永远是二元对立的、线性发展的、有序的、可逆的、可计算的、可重复的，必须依靠“理性”进行精确分析、经受逻辑分析的检验并在实验室得以反复验证。工业化的逐步发展影响到医学界，也就把人体也视为机器，可分解，且越分解越细微，由此又出现“还原论”――待各个细部研究清楚后，就可以“还原”出整体了。至于大自然，依据《圣经》的启示，那是God为了他的孩子们――亚当、夏娃及其子孙生存繁衍而创造，供人类享用的。God把亚当、夏娃放到伊甸园享受除禁果之外的一切就是明显的隐喻。这样，现象和本质、人和环境、身和心、生和死、夫和妻等等，无不处于二元对立、不可调和的地位了。
2．什么是科学？科学家、哲学家已经给出了无数的定义；其实，能够有效地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就是科学。中医学经历了千百年无数中国人生命的检验，现在还在现实中有效地为13亿中国人和韩国、越南等国家人民的健康做着贡献，这就是科学，尽管有些内容是在实验室里无法“验证”的，不可计算的。对西方现在流行的观念、学说和方法论，自古就受到了其原产地另一批学者的质疑；自上个世纪中叶以来，这种质疑受到自然科学中狭义相对论、浑沌理论等新成果的启发，加之反思西方一再出现的种种危机，包括由那里发动、殃及全人类的两次世界大战和而后的“冷战”、从未间断的“局部战争”、种族屠杀，形成了一股巨大的思潮，逐渐成为西方思想界的主流；质疑后来发展为批判和“解构”，进而出现了重新“建构”西方思想体系的探索。其中有不少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哲学家，已经把头掉向东方古老的中国，发现数千年未尝中断的中华文化中蕴含着符合人类发展规律、可以让人类未来不致毁灭反而能获得幸福的理论学说，其中也包括了中医学。
3．当今时代，足以和西方理念并驾齐驱，使二者在相互碰撞中取长补短，相容相足，改变一种思维模式独统世界的局面的，只有中华文化一家。而在中华民族所有形态文化中，最能全面、集中体现中华文化核心理念的，就是中医学。中医学并不是现代学术分科中的纯自然科学，它是“跨学科”的，是哲学、心理学、环境科学、生理学、药物学等等学科的混合物。中医学的浑然、模糊、起于经验（而非理性）、没有“预设”、缺乏“标准”、解剖学难以验证等等，在过去都是被西方指责为“不科学”的论据，现在在他们看来已经是“‘现代科学’无法解释”而又足以启发西方“传统思维”的命题了。从中华民族成员看来，中医学的整体、综合、辨证、动态，都是中华文化本质特征的具体、形象、生动的体现。将近两千年来，多少人为保存、研究、实践、弘扬《伤寒论》以及其他中医学经典付出了多少心血，又有多少人蒙这些经典所蕴藏的博大精深思想之恩而闯过了“疾疫”和病痛之灾，保证了中华民族的繁衍、壮大！现在，以《伤寒论》等经典为代表的中医学，应该逐渐走向世界，让人类能够共同享受中医的美妙，进而推己及人，由人及物，让中医学所秉承的中华民族对人生、对环境、对万事万物的认识成为挽救地球、挽救未来的人类智慧。
4．要让《伤寒论》等经典以及中医学的高明医术大规模地走出国门，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关键在于西方的“传统思维”已经成为大半个地球的统治思想。国内中医的西医化已经很严重了。对此，我们不要责怪任何人。民族自信心通常是要以物质财富为基础的。我认为，首要的是中医学界要在中西对比中重新认识祖先所传下来的遗产之宝贵，以中医学之理念研究中医，摆脱以西医的思维解释中医学的现状。这就是为什么我多次呼吁中医药院校要让学生一进校门就要学习中国哲学。当西方的思想家在努力推翻“欧洲中心论”的时候，我们岂可作壁上观？其次，要掌握“话语转换”的本领。所谓“话语转换”，其实就是用他人能够理解、愿意听取的方式方法和语言进行表达。为此，我们需要深入地研究西方文化包括西方医学理论，最好有大批中医界的人才能够做到知己知彼、入室操戈。再次，需要在对方同意的情况下派出大批高明的中医医师，掌握一门以上的外语，到各国去行医。任何事物，只有放到另外的环境中，与该环境固有的同类事物相比较，方能彻底显其优劣长短。
5．在中医近代发展史上，有过两次几乎惨遭扼杀的风浪。一次是1912~1913年北洋政府制定《壬子癸午学制》，取消中医教育内容，“企图实行自教育始以消灭中医的政策”；一次是1929年2月，南京国民政府要实施《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这是典型的匍匐在“欧洲中心论”神主牌下的愚蠢行为。经过这两次的折腾，中医虽未被“扫除”，但已遁在民间，命悬一线了。是新中国的建立为中医创造了与以往绝然不同的环境，但西学的侵蚀却并没有消除，近年反有愈甚之势。回顾百年前之痛，使我坚信，中医树立自信之后，急需继之以自强，从中医实际出发的研究与教学的路径和方法、吸收西医适用于我的一切方法和技术，最终形成中国新医学。那将是中华民族之幸，世界人民之幸。
《四库全书系列伤寒类医著集成》的编辑出版，就是中医界自信自强的写照，是中医不但正在振兴，而且必将成为世界医学界“显学”的好兆头。我既要祝贺该书的出版，更要预祝中医学灿烂的未来。
2009年8月28日夜
于日读一卷书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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