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林》的办刊宗旨是值得称道的。记得深受文革之害的老一代外国文学研究者在改革开放初期还大都心有余悸，不敢研究无产阶级文学以外的作品，生怕再犯什么政治错误。因此，回想当时可以理解的情况，我们就更加佩服《译林》创刊者的眼光与魄力。为数不多的知名外国文学期刊都将古典或纯文学的译介研究作为自己的办刊宗旨，陶醉在“阳春白雪”氛围中，而《译林》则以贴近大众的当代优秀通俗文学译介为办刊宗旨，优先选登能生动反映西方当今社会现实的流行小说，在当时实属敢为人先的勇敢决策。
后来我得知，《尼罗河上的惨案》刊出后竟引出一场大风波，有位从事外国文学研究的著名权威给中央领导写信，指责刊登克里斯蒂的侦探小说之举，乃至惊动中宣部。但是在争论中《译林》的办刊宗旨还是得到各方的肯定，钱锺书、杨绛、萧乾、卞之琳、叶君健、冯亦代、王佐良、李芒等国内二十多位学者成为《译林》的第一届编委。在一些发达国家，纯文学与大众文学之间的壁垒早已被打破，纯文学总有一种被孤立的焦躁感。优秀的大众文学作品无论在结构上还是艺术表达上均显严整，具有十足的魅力。两种文学之间界线的消失，或许正是近代主义向未来的现代主义艺术思潮的转变在起作用，它意味着现今的读者识别装扮成作品的文学和文字装饰的作品的时代已经到来。总之，是纯文学还是大众文学本身并不重要，什么样的作品是好的文学才是重要的课题。
鼎盛时期的《译林》每期发行数十万册，即使在当今许多文学书籍为发行一万册发愁、众多从事外国文学教育的老师感慨当今青年学生“脱离文学”的倾向越来越明显之时，《译林》仍能保持较高的发行量，这使不少人反思，我们的文学作家、评论家、翻译工作者不能总是认为那些“阳春白雪，和者寡也”的作品才是好的文学，我们关注文学，关注原创力应该换一种眼光。如此看来，三十年前《译林》确定的办刊宗旨具有相当的前瞻性，不仅受到广大读者的认同，也对我国文坛汲取外国文学精华、发展我国当代文学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当年不满三十岁的笔者，能够顺利发表译作并在译坛立足，全靠《译林》的扶植，是《译林》使我们这些稚嫩的苗木长成了成荫的绿树。饮水思源，《译林》把办好刊物与培养翻译人才有机结合的做法令人永远难忘。
《译林》的首任负责人李景端先生是一位很有眼光的文化人，他思维敏捷、不走老路、敢为人先。当年我们这些留校任教才几年的小青年译者的稿件很难被期刊和出版社采用，但《译林》的编辑们却没有任何门户之见，唯才是举而不论资排辈，大胆启用优秀年轻译者的稿件。
笔者是在1979年9月的长春日本文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结识李景端先生的，当时他谦称自己原本是搞经济管理工作、不是外国文学专业出身的科班人员，他一再说明《译林》的办刊宗旨，希望所有老中青译者大力支持。我被他的真诚和热情感染，向他推荐了日本当代作家五木宽之的直木奖获奖作中篇小说《看那灰色的马》，认为该作完全符合《译林》的宗旨和风格。他闻之大喜，很快拍板采用，并将该译作发表在1980年第1期的首篇。之后笔者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先后在《译林》杂志上发表了企业经济小说城山三郎的《事故董事》，源氏鸡太的《随员》、《流冰》，山田智彦的《特别休假》；描写当代日本风俗及农村淳朴民风的小说石坂洋次郎的《雾中少女》，山崎丰子的《遗物》、《陪嫁钱》；描写登山运动的新田次郎的《春攀富士遇险记》等一系列日本当代优秀文学作品，译林出版社成立前后，笔者的长篇小说译作《请问芳名》（第3部）及《冻河》也先后出版，受到读者的欢迎。如果没有《译林》这位“伯乐”的扶持和培养，我想当时的年轻一代译者或许没有成长得那么快。除了李先生之外，后来的竺祖慈、章祖德、叶宗敏、王理行、张遇等先生都成了我们译界坦诚的挚友。如今每当我们看到一代又一代的青年译者茁壮成长起来，看到《译林》变得如此枝繁叶茂、绿树成荫，总会由衷地感谢那些对中国的翻译出版事业具有强烈责任感、兢兢业业、勇于创新的出版家们，是他们以“翻译、传承、超越”的精神，精心浇灌、栽培并悉心呵护、守卫着文学翻译这片美好的园地。
《译林》杂志发行三十年来，外国文学领域中的日本文学翻译，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取得了惊人的发展，发表出版的日本文学译作已达千余种。文学翻译不做到一定的程度，文学评论和研究就缺少基础，高水准的研究活动也难以进行。三十年来，我国日本文学的研究在译介的基础上有了长足的进步，不光是古今作品的研究，还有文学史、文艺思潮史、俳句和歌史、作家评传、中日比较文学、散文诗歌等方面的研究也在开展，积累了不少优秀的成果。在这方面，《译林》杂志和出版社同样做出了许多贡献，全国日本文学研讨会的举办常常能得到译林的帮助，译林主持的和日本文学有关的各种活动以及翻译比赛的盛况至今留在许多人的美好记忆中。译林社出版的日本文学作品以及专著对我国的日本文学研究起到了可贵的促进作用。
《译林》和我同行的这三十年，正与改革开放的时代重合，我们亲历改革，幸运地赶上了这个好时代。虽然有过困惑，遇到过艰难，但也享受到成功的喜悦，深感译林和许多前辈同仁、良师益友的关爱及支持的重要。文学翻译事业应该是一个代代传承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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