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千年学案史，部头不过20万字，却做到了史料扎实，鸟瞰全局，详略有度，评论允当，新见迭出。作者之所以能举重若轻，执简驭繁，有娴熟的文字功力是原因之一。全书文字简洁，洗练流畅，有的地方可谓达到了“增一字不得，减一字不得，易一字不得”的境界，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下面略举几例证之。
该书叙事简洁。例如，第50页对理学家王守仁的介绍：“王守仁，字伯安，学者以其所居阳明洞而尊之为阳明先生。浙江余姚人。生于明宪宗成化八年（1472），卒于明世宗嘉靖七年（1528），终年五十七岁。守仁自幼随父宦居京城，后因角逐科场，亦曾屡屡南旋乡里。明代的北京是首善之区，浙东亦素称人文渊薮，置身其间，潜移默化，他早年的求学过程则成不名一师、兼收并蓄的状态。先是于江西广信谒一方名儒娄谅，得闻朱子格物之学。继之与李梦阳、何景明诸文坛名士交，弃儒学而攻词章。随后又一意参禅学道，笃志佛、老。其间，他于弘治十二年，以进士观政工部，寻授刑部主事。迄于十七年九月再改兵部主事，皆留意军国大政。十八年以后，始纳徒授学。此时，守仁与粤东名儒陈献章高足湛若水交，‘共以倡明圣学为事’，‘意之所在，不言而会；论之所及，不约而同’。唯因其倡言身心，一时有异学之目。”短短300余言，将王守仁复杂多变、从政治学的简历以及学术特点等勾勒得一清二楚。
该书论事简洁。例如，第64页分析理学兴盛的原因时指出：“理学在十一世纪以后的中国社会的出现，一方面是封建统治者挽救其统治危机，强化社会控制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传统儒学为抗拒佛学的风行，吸取儒学及道家、道教思想而自我更新的结果。儒家学说本来就具有浓厚的伦理道德色彩，由于历史条件的制约，十一世纪以后儒学的自我更新，并无从逾越客观的社会和思想藩篱，只是披上‘性与天道’的思辨外衣，把传统的伦理道德学说膨胀为其核心罢了。理学中人试图通过把封建伦理道德本体化为‘天理’的论证途径，确立‘存天理，灭人欲’的社会准则，从而去完成封建制度永恒的理论论证。”短短200来字，把比较复杂的原因分析得透彻中肯。如没有对思想史的全面把握与深刻见识，是无论如何做不到的。
该书论人简洁。例如第253页，评论三位大师研究清代学术史的学术地位时指出：“近人治清代学术史，章太炎、梁任公、钱宾四三位大师，后先相继，鼎足而立。太炎先生辟除榛莽，开风气之先声，首倡之功，最可纪念。任公先生大刀阔斧，建树尤多，所获已掩前贤而上。宾四先生深入底蕴，精进不已，独以深邃见识而得真髓。学如积薪，后来居上，以此而论章、梁、钱三位大师之清代学术史研究，承先启后，继往开来，总其成者无疑当属钱宾四先生。笔者妄论，今日吾侪之治清代学术史，无章、梁二先生之论著引路不可，不跟随钱宾四先生之《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深入开拓尤不可。”寥寥200字，将三位大师薪火传承、各自的成就与贡献、今人如何借鉴，论析得如明镜一般。
该书总论简洁。我国学案发展史有千年之久，那么，学案体史籍的特点是什么呢？前人所论不一，该书则有独到的见解，书的结尾写道：“学案体史籍，是我国古代史家记述学术发展历史的一种特殊编纂形式，其雏形肇始于南宋初叶朱熹著《伊洛渊源录》，而完善和定型则是数百年后，清朝康熙中叶黄宗羲著《明儒学案》。它源于传统的纪传体史籍，系变通《儒林传》（《儒学传》）、《艺文志》（《经籍志》），兼取佛家灯录体史籍之所长，经过长期酝酿演化而成。所谓学案，就其字义而言，意即学术公案。‘公案’本佛门禅宗语，前哲释作‘档案’、‘资料’，至为允当。顾名思义，学案体史籍以学者论学资料的辑录为主体，合其生平传略及学术总评为一堂，据以反映一个学者、一个学派，乃至一个时代的学术风貌，从而具备了晚近所谓学术史的意义。”无疑，这个论断文简而意周，准确明朗，胜人一筹。
笔者之所以特地推崇《中国学案史》一书的简洁美，也是有感于时弊。近些年来，我国学术界考评指标，过分追求篇数多、篇幅长、部头大，有人喻之为“论文GDP”，似乎篇幅越长越有学问，部头越大越有分量，这有失偏颇，是一种误导。篇幅与“含金量”不一定成正比。由于计算机与网络的普及，印刷技术的不断进步，写作出版越来越容易了，而文字带给人类的负担却越来越重了。专著山积，论文川流，再加上电子读物、网络文章的大量产生，以致人们对纸质的书和文章日渐看不过来了，“看书看皮儿，看报看题儿”的现象越来越多。在这种趋势下，追求篇数多、篇幅长、部头大又有何益呢？所以，还是应该弘扬文以载道、文以明道、文不苟作、文贵简洁、文须有益于天下、“不作无益害有益”的优良传统，不追求字数，注重追求思想，“宁肯少些，但要好些”。而《中国学案史》一书，则为人们做出了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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