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 还原《人民文学》1949-1966年历史的新书《〈人民文学〉十七年》，日前由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人民文学》杂志现任主编、著名文学评论家李敬泽，称此书对《人民文学》1949-1966年这段历史的描述“剥皮见骨，直指人心”。
《人民文学》创刊于1949年10月，是新中国第一家国家级文学期
刊。1949-1966年是《人民文学》历史上的特殊时期。这段时期，《人民文学》的主编，从茅盾、冯雪峰、丁玲、艾青、张天翼、陈白尘到李季等，不仅是著名的文学家，还大都是显赫的文化官员。《人民文学》不仅成了最权威的文学作品发表园地，还扮演着文学规划和文学政策、制度建设者的角色。在研究者那里，《人民文学》被看成新中国文学乃至政治的风向标。美国汉学家费正清撰写《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就把《人民文学》作为最重要的援引材料之一。与此同时，现代文学作家们的宗派矛盾、个人恩怨也被带入《人民文学》，历史的、文学的、个性的种种分歧，也在影响着《人民文学》的运转和文学作品的发表。反过来，《人民文学》也改变着作家的命运。比如沈从文、徐懋庸等老一代作家，1957年“鸣放”期间曾在《人民文学》上“集体复活”，秦兆阳、王蒙、郭小川、刘绍棠、李国文、林斤澜等又因为《人民文学》而被划为“右派”。在最直接、最深刻、最广泛地改变文人命运方面，新中国所有的文学刊物中，《人民文学》罕有其匹。
《〈人民文学〉十七年》从“命运”入手，通过丰富的文献材料和“口述访谈”展示了作家、作品、刊物在1949-1966年的“命运纠葛”，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第一次展现在人们面前。比如胡风因为在《人民文学》担任编委期间的窘境引出“三十万言书”的起草，秦兆阳作为编辑修改《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怎么会引起轩然大波，被公开批判的小说《我们夫妇之间》其实在当时受到广泛欢迎。《人民文学》对作品的“把关”不仅有激进的政策因素，更潜藏着周扬、胡风、丁玲、艾青、刘白羽、郭小川等种种个人恩怨……
文学评论家杨匡汉称《〈人民文学〉十七年》描述的历史已超过了《人民文学》成长时段本身，而为文学期刊如何坚持独立品格，如何讲究文学个性，如何设定选择标准，提供了一个真实的、有价值的历史参照。北京大学教授陈晓明指出，《〈人民文学〉十七年》呈现了新中国特殊时期的文学历史，“不仅呈现出了那个时代的运动、事件，而且还有那些非凡人物的非凡面目神态”。文学评论家白烨称该书以一系列影响深远的文学事件为焦点，既描述出了十七年文学的坎坷与艰辛，又梳理出了体制化文学的经验与教训，由一个独特而重要的角度，实现了对于共和国文学的历史性回顾与学理性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