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著名作家对阵四位新秀,苏童早已稳操胜券。事实上,早在复评阶段的24位入围作家中,除苏先生一位,余者亦皆为无名新人。
中国、菲律宾、克什米尔地区和印度之外,入围者还来自蒙古、不丹、缅甸、新加坡、马来西亚、斯里兰卡、孟加拉和巴基斯坦等,均属全球文学版图的第三世界。
曼氏亚洲文学奖的“亚洲”定义是不全面的,其评选范围不包括土耳其、伊朗、中东、外高加索和中亚诸国,仅余半个亚洲。
即使印度,其以英语写作的天才新秀也稀见于该奖。美英跨国出版巨头皆在印度设有分支机构,争夺天才,鲜见未被开发的未来名家。去年英国的曼氏布克奖――曼氏亚洲文学奖的父奖,即由印度新秀阿拉文德・阿迪加(Aravind Adiga)以处女作《白老虎》(The White Tiger)获得。我们绝对无意贬低苏童,《河岸》此番获奖实至名归。但此事对曼氏奖的意义想必远远大过对苏
童本人名望的伸张。换言之,苏童不那么需要这个奖,曼氏奖却很需要把奖颁给苏童。西方媒体报道此事时,对书中触及的政治与社会现实多有描摹,亦不忘提及张艺谋、巩俐和大红灯笼。
曼氏亚洲文学奖意在表彰“未以英语出版过的亚洲小说”,从而将亚洲作家介绍给世界。以该奖提携一位在西方得不到出版机会的新秀,其意义必大大胜过颁奖给没有这方面困难的名家。而早在数月前,我们就已看到,《河岸》的英译本《救赎船》(The Boat to Redemption)已经排定于2010年1月由美国的道布尔戴书局出版。
所以苏童之获胜,可贺却不可喜。一是他赢得太过轻松,二是我们没有新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