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近十年时间的穷偃不起，不特造成生计的艰难，也
深刻作用于他的性格和心理，令他充满屈辱。在这种生活中的郭沫若，开始变得富于敌意，以致“自卑”。
重新出现在上海滩的郭沫若，已跟过去斩断联系。花六年时间（自1918年起），遍历炎凉，终于蜕去旧壳。他不但有了新的世界观，还揣着判然不同的自我认识、人生目标和生存哲学。这一次，失意、失落、失败没有重演。虽然开始在上海仍有一年多的跌宕，但显而易见，那个过去未曾跳出文人意识的郭沫若，正坚决朝社会的、政治的郭沫若走去，并在沸腾的广州完成转型。
大概在刚入20年代的时候，郭沫若一改逍遥潇洒、才子风流情状，变得烦闷激愤，对生活格外抱有不平，喜欢骂世和谈论“无产阶级”，乃至主张“暴力”。例如1922年他写道：
世界不到经济制度改革之后，一切什么梵的现实，我的尊严，爱的福音，只可以作为有产有闲阶级的吗啡、椰子酒；无产阶级的人是只好永流一生的血汗。无原则的非暴力的宣传是现时代的最大的毒物。那只是有产阶级的护符，无产阶级的铁锁。（《太戈儿来华的我见》）
连几年前情有独钟的泰戈尔，也成了唾骂的对象。
诸如此类的言语或情绪，突然增多了起来，令人不免诧异。所幸郭氏《创造十年》和《创造十年续篇》两篇自传（现编在《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十二卷《郭沫若自传》第二卷《学生时代》，以下引文不另注出处者，均见此书），留下了较为详尽的记述可供研究，我们只须将记述人的情绪、心理与事实本身做些甄别就是了。
大致到1918年，郭沫若的留学生涯都还是轻松愉快的。单说官费生，生活其实颇优越。不少拿着官费的留学生，衣食无忧，东游西荡。郭沫若本来也可以这样。但1917年起，他有了安娜，翌年又得子和夫，都靠“三十二圆官费”养活，登时“捉襟见肘”起来。
偏偏身体也与他为难。他来日本，选了学医。可是17岁那年，因伤寒致听力严重受损，原先在高等学校时，教室小，尚可勉强听课，升入九州帝大，都是大课，而“所有讲义都是口授笔记”，让他简直无法学下去。于是想改学文――大概学文基本可靠自修，不必依赖听课。然而，学文的出路较诸学医，何啻天渊之别。安娜就一直坚决反对。
郭沫若急于向妻儿证明，手里握着笔而不是手术刀，同样可以养家。与我们历来诗意的想象多少不同，郭沫若井喷的创作、奋力的笔耕，并不只受到“五四”时期狂飚突进气息的催动，也是囊中羞涩的表征。例如《浮士德》的翻译。1920年7月，他意外收到《时事新报》主笔东荪来信，说几个同仁组织了共学社，拟介绍海外名著，因见过郭沫若零星译过一点《浮士德》，特请他译全，报酬则稿费、版税听其自便云。“我得到这封信时异常高兴，安娜不用说也喜出望外。”当时郭沫若正四顾茫然、不知所措，险些抛妻别子独自跑回国去，找个中小学教师之类的事挣钱。张东荪来信，好似雪中送炭、拨云见日。“我便立地写了一封回信，接受了提议”。他耗了一个暑假，译出第一部。译第二部时，因原作的艰难，实在不克胜任，于是写信给共学社，商问可否仅译第一部。岂知此信却泥牛入海，再无消息。译稿搁在那里，一个多月后复遭老鼠光顾，充当了“粉碎机”。这惨痛的经历，后来他这么说：
就这样，第一次受了黄金干先生（讽指张东荪及共学社）的批判，第二次受了高客先生（戏称老鼠）的批判，使我那部译稿便成为一架残骸。而在第三次还受了老婆的批判。我的日本老婆对我说：“这是说你不应该做文学家，所以你第一次出马便受着这样的打击。”
三次“批判”中，恐怕还是老婆的“批判”最令他愧颜无地。
从1919年起，郭沫若便诗名大振，《凤凰涅?》、《地球，我的母亲！》、《匪徒颂》、《天狗》、《炉中煤》等名作，都已发表。许多人大概以为此时他早已名利双收，真实情况大相径庭――名头足够响，然而在经济上、生活中，却每况愈下。我们可借田汉之眼略窥一二。
郭、田结缘是由宗白华促成，他们一个在福冈，一个在东京。1920年春，田汉终于跑到福冈访友。郭沫若说：“他来的时候正逢我第二个儿子博孙诞生后才满三天，我因为没钱请用人，一切家中的杂务是自己在动手。他看见了我那个情形似乎感受着很大的失望。他那时候还年青，还是昂头天外的一位诗人，不知道人生为何物。”田汉回去时，路过京都，与郑伯奇见面。郑问其观感，田汉答以：“闻名深望见面，见面不如不见。”为什么呢？我们来看这次造访的最精彩的一瞬――那是两人无意间一句对诗。经过如下：
当他初来的时候，我正在烧水，好等产婆来替婴儿洗澡，不一会产婆也就来了。我因为他的远道来访，很高兴，一面做着杂务，一面和他谈笑。我偶尔说了一句“谈笑有鸿儒”，他接着回答我的便是“往来有产婆”。他说这话时，或者是出于无心，但在我听话的人却感受了不少的侮蔑。……当时的寿昌大约是嫌我太不清高，太不自重，往来的是产婆下女，关心的是柴米油盐，这样是会把诗艺之神骇到天外去的。
这么逼仄地度日，既受着“有产阶级”的刺激，连亲近的朋友也给以“侮蔑”，我们的大诗人能够平和么？当然不能。以他的自期，这种生活岂应属于他这样的人。后来他不是写过有名的戏剧《屈原》么？这个“屈原情结”，也是这时燃烧起来的。
就谋个职业论，郭沫若在上海四个月，硬是没有觅着任何机会，怎样来的，还是怎样离开。
之后，连续三次回国经历同样糟糕：1922年6月，回沪校《少年维特之烦恼》；1923年3月，毕业归国；1924年11月，在日译完河上肇后返回。加上前面1921年这一次，郭沫若总计四次在中日间来返，而四次遭遇几乎如出一辙――四处碰壁、货而不售，从没有找着一个固定的职位、领一份固定的薪水。
这接近十年时间的穷偃不起，不特造成生计的艰难，也深刻作用于他的性格和心理，令他充满屈辱。我注意到，在这种生活中的郭沫若，开始变得富于敌意，以致“自卑”。1921年7月，郑伯奇“很有意思把我引去访问厨川白村”，也就是《苦闷的象征》的作者，这书当时在中国新派知识分子里影响很大。郭沫若一口谢绝，还就此发了一通议论：
我总有点怕见上人。凡是所谓大人名士，我总是有点怕。外国的大人名士不用说，就连吾们贵国的，我也是只好退避三舍的。在这些地方或许也就是不能受人抬举，十年如一日地只能当着“流氓痞棍”的原因。
所谓“怕”，自惭形秽也。自己混成这样，形容卑微，与名士结交岂不自取其辱（想想当时与田汉的相见怎样“侮蔑”了他）。他不是不愿与名士为伍，实际上他才真正自视名士，比那些洋洋得意的名士更配成为名士，但现实偏偏这样待遇他，所以他的“怕”，除了形迹上的自卑，更是心理上的不平与抗议。顺便说一下，“流氓痞棍”这几个字，是鲁迅《上海文艺之一瞥》一文对“创造社”的讥刺，郭沫若对此没齿不忘，以致很久以后写的《创造十年》及其续篇，时不时反唇相讥地提上一句。其原因，我以为鲁迅此语除了与当时论争有关以外，也深深触到了郭沫若过去“十年如一日”屈辱生涯的隐痛。只是他这隐痛，鲁迅未必知情；在鲁迅，可能只是舒畅一刺，在郭沫若，却会当成“大人名士”的高高在上的蔑视。
当时，不但并未谋面的鲁迅不知情，即便跟他打过交道的文坛人物，对其实际处境看来也知之不多。例如胡适。
郭、胡第一次见面，应是1921年7月在上海。那时，商务印书馆大佬高梦旦请客，既请了胡适，也约了郭沫若：
那时胡适大博士受了商务印书馆的聘，听说就是梦旦先生亲自到北京去敦请来的，正在计划着改组商务编译所的大计划。大博士进大书店，在当时的报纸上早就宣传过一时。我听说他的寓所就是我晚间爱去散步的那LOVELANE的第一号，是商务印书馆特别替他租下的房子。他每天是乘着高头大马车由公馆跑向闸北去办公的。这样煊赫的红人，我们能够和他共席，是怎样的光荣呀！这光荣实在太大，就好象连自己都要成为红人一样。
这些地方，都话中有话。或者，是与自己境地、所受礼遇相对照（反推之即可）；或者，是不平衡心情的流露，甚至有点“醋意大发”。而这“醋意”，与这段叙述胡适的文字，简直如影随形。甚至结尾也要“辛辣”地收束：“散席的时候，胡博士和另一位美国出身的博士去打台球去了。”
郭、胡第二次见面，是与郁达夫同在，胡适也未看出太多的异样。第三次终于不同了，郭沫若得了个大尴尬，受刺激之深，完全可想而见之。据徐志摩日记记载：
与适之经农，步行去民厚里一二一号访沫若，久觅始得其居。沫若自应门，手抱襁褓儿，跣足，敝服，状殊憔悴，然广额宽颐，怡和可识。入门有客在，中有田汉，亦抱小儿，转顾间已出门引去，仅记其面狭长。沫若居至隘，陈设亦杂，小孩羼杂其间，倾跌须父抚慰，涕泗亦须父揩拭，皆不能说华语；厨下木屐声卓卓可闻，大约即其日妇。坐定寒暄已，仿吾亦下楼，殊不话谈，适之虽勉寻话端发济枯窘，而主客间似有冰结，移时不涣。沫若时含笑睇视，不识何意。经农竟噤不吐一字，实亦无从端启。（《徐志摩全集》第5卷）
这是1923年10月11日。徐志摩邀集数友（自然都是“名士”）往海宁观潮，途次上海，乃偕胡适、朱经农（北大教育系教授）叩访郭寓。也不知事先有约，还是不告而至，客人找得辛苦，主人也一副措手不及的样子。总之，骤见之下，彼此都目瞪口呆，竟至无话。在徐、胡、朱三人，目瞪口呆想是郭沫若居家之状，实出意外，以他们所过惯的优裕生活，怎么也设想不到文名颇盛的郭沫若便是这般度日，所以朱经农竟然到了“噤不吐一字”的地步。反过来，郭沫若又岂不知彼三人肚内在想什么，徐志摩绘其“时含笑睇视”，觉得“不识何意”，其实有何难解？这表情，无非是欲掩尴尬而已。
经此一事，胡适们才实地知道了郭沫若混得如此不济，徐志摩在日记中感慨说：“其生计亦不裕，或竟窘，无怪其以狂叛自居。”至于郭沫若，不啻于被人窥了隐私、瞧了笑话，是一次严重羞辱。
之前数月，徐志摩于1923年5月6日发表《坏诗・假诗・形似诗》一文，说“我记得有一首新诗，题目好象是重访他数月前的故居，那位诗人摩按他从前的卧榻书桌，……他就禁不住‘泪浪滔滔’。固然做诗的人，多少不免感情作用，诗人的眼泪比女人的眼泪更不值钱些……”这便是郭沫若的《泪浪》，那时，郭沫若从上海落拓回到福冈，见家里“真正是家徒四壁，这些不消说又是催人眼泪的资料了”，乃有此作。徐志摩原意可能是一般性地不肯苟同诗的情绪过于碎屑，哪里知道郭沫若的“真情实感”，假如访民厚南里先于写这篇文章，恐怕出言将审慎一些。
徐志摩的记述，兼带还有一个作用，即由此可证1926年以前郭沫若的贫困，确有其事，并非郭氏自己无病呻吟。现在有些读者，因对他晚年言行印象不佳，而认为他为人一贯有文过饰非，此亦不妥。
他在上海，竟至于挨饿。他说，为了写《孤竹之二君子》，他曾安排自己整天不吃饭以体验生活，“求得实感”。我倒有些怀疑，这是否只是“体验生活”那样浪漫。因为他谈论自己生活时好几次提到首阳山。有一天成仿吾、郁达夫和他“聚集在民厚南里”（他的住处），“谈笑”中“把民厚南里当成首阳山”。某晚，他和郁达夫两个携手在四马路酒馆买醉，“有一轮满月从街头照进楼来，照着桌上的酒壶的森林。我连说‘我们是孤竹君之二子呀！我们是孤竹君之二子呀！结果是只有在首阳山上饿死’！达夫红着一双眼睛就象要迸出火来的一样”。1924年8月9日致成仿吾信也有句：“我们的物质生活简直象伯夷叔齐困饿在首阳山上。”如非矫情，看来饥饿与他是并不陌生的。那时他作了一首诗，自况成分很大：
阮嗣宗，哭途穷。
刘伶欲醉酒，挥袖两清风。
嵇康对日抚鸣琴，
腹中饥火正熊熊。
一东，二冬，人贱不如铜。
这个“铜”字，自然是指钱。缺钱，让他品尝着低贱的滋味。他对这社会，已经爱不起来了。
不知不觉，他便把自己看做社会所排斥的一员，从个人的失意而升华到对现实的诅咒。
“《女神》的序诗上，我说‘我是个无产阶级者’，又说‘我愿意成个共产主义者’。”那时赶时髦的成分居多，但也不全属无感而发。而六七年来的生活，则把这种情绪加厚了。“在一九二四年初头列宁死的时候，我着实地感着悲哀，就好象失掉了太阳一样。”虽然“马克思列宁主义我是并没有明确的认识的”，却无妨朴素地从感情上先认列宁为“太阳”，因为在被冷遇、冷落的处境中，有关无产阶级的理论确实唯一地让他觉着温暖。
“平生志气运未通，似蛟龙困在浅水中。”京戏《击鼓骂曹》里汉末名士兼寒士弥衡先生这样唱道，同样的怨气，民国初年的名士兼寒士郭沫若则另有表述。时代给了他一套新的言辞。他开始谈论“阶级”和“阶级压迫”，把自己这样生活境地的文人划为一个阶级，把相反生活境地的文人划到另一个阶级。所以，他开始痛骂胡适了。胡适在《新月》二卷十号上有篇文章《我们走那条路？》，列出他所认为的中国五大积弊，特地说：“资本主义不在其内，因为我们还没有资格谈资本主义。资产阶级也不在其内，因为我们至多有几个小富人，哪有资产阶级？”这认识合不合于中国实际，自可争鸣一番。郭沫若却把批判引往对胡适的一股情绪：
博士先生，老实不客气地向你说一句话，其实你老先生也就是那病源中的一个微菌。你是中国的封建势力和外国的资本主义的私生子。中国没有封建势力，没有外来的资本主义，不会有你那样的一种博士存在。
他痛苦然而清楚地认明了现实：自己跟胡适这种“中国的封建主义势力和外国的资本主义”的共同宠儿，是无法走在一条路上了。《国学季刊》创刊后胡适曾送他一本，他憎恨地写道：“可惜那一本杂志丢在泰东的编辑所里，我连一个字也不曾看过。”
1924年4月，创造社苦苦支撑的最后一份《周刊》香火熄绝。稍早，“首阳山”挨饿的一员、郭沫若倚为“创造社的一根擎天柱”的郁达夫，忽得北大召唤，二话不说，抬脚就走；临走还留下意见，那几种杂志“最好是停办”！郁达夫的抽身，将创造社一直以来潜藏着的脆弱表露无遗，另一个成员成仿吾也借这机会显示了不肯恋战的心迹――他“赞成”郁达夫的离去。唯郭沫若未为心甘，但一个要走，一个表示支持，“我自己也就没有再说了”。郁达夫的撤退，从内部给予郭沫若一击：“我碰了一个大钉子，才感觉到我自己招了朋友的厌弃。”
至此，从1921年到1924年，郭沫若回国讨生活的全部经历，全都黯然收场。后来，已经再度退往日本的他，得到郁达夫从国内来的消息，说《周报》将由创造社和太平洋社合办，也就是日后那个与左翼文人势若水火的《现代评论》。郭沫若为此大哭了一场，并说：“那位可怜的姑娘夭折了，还受了一次尸奸。”这感受，大概不单单适用于那份刊物，也是他自己结局的写照。
没多久，再也看不出在国内呆下去的理由，两手空空告别了苦斗一番的上海。“那时我自己的确是走到了人生的歧路。”他非常沉重地回顾那个时刻。这句话包含的信息，在有关郭沫若的主流叙述里，被淡化了。
1924年4月重返日本时，郭沫若已经打算彻底抛弃文学，重起炉灶，去走他一直不情愿走的自然科学研究的道路。今天，一般人都知道郭沫若的“弃医从文”，却很少有人知道，这一点在1924年颠倒了过来，他又曾想“弃文从医”――所谓“把自己的一生作为对于自然科学的奉仕”，“进此地的生理学研究室埋头作终身的研究”。
原因不是郭氏对自然科学燃起了爱，而是在靠文学吃饭的实际摸索中，头破血流，完全失败，铩羽而归。他之盘算“回归”自然科学，根本出于无奈，这条路之于他，事实上比文学更加遥不可及，对此，他心里非常明确：“但是科学家那种枯淡的生活是要有物质条件来做背景的，自己的乃至一家人的生活全无保障，结局只是一张画饼而已。”所以这想法本身，丝毫不具可行性，只是衬映着他的彷徨无地而已。
这个关键细节还澄清了一点：1924年的“跑到日本”，并非事先做好了准备与谋划，专门跑到那里去完成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相反，他惶然失途，走投无路，不知所终。继而在这一片漆黑当中，与河上肇《社会组织与社会结构》相遇，“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通过完成对它的翻译，实行了一次灵魂上的脱胎换骨，作为新郭沫若得到“重生”。
是年11月，重新出现在上海滩的郭沫若，已跟过去斩断联系。花六年时间（自1918年起），遍历炎凉，终于蜕去旧壳。他不但有了新的世界观，还揣着判然不同的自我认识、人生目标和生存哲学。这一次，失意、失落、失败没有重演。虽然开始在上海仍有一年多的跌宕，但显而易见，那个过去未曾跳出文人意识的郭沫若，正坚决朝社会的、政治的郭沫若走去，并在沸腾的广州完成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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