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就像一本书，与一个人交往就像阅读一本书。读书是给大脑补充信息，学习知识；而读人则是滋养心灵，哺育智慧。
■李朋义
读书・读人
作为一个外语学习者，作为一个出版人，我
与两书渊源的第一阶段是读书，也就是学知识的过程。《新概念英语》和《许国璋英语》是我学习外语的启蒙教材。我是在1970年代末进入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系学习的，正赶上整个国家改革开放起步，知识解冻、文化复苏的重要时期。对求学的学生来说，那时候可供选择的图书非常有限，高质量的教材就更为难得。进入大学后，我接触到的第一本教材就是《新概念英语》，这套教材以循序渐进的教学模式和丰富鲜活的文化信息被业界专家视为“迄今最好的教材之一”。捧读好书，如面良师。作为成人学习者，我在初学英语时碰到许多困难，是《新概念英语》激起了我学习英语的兴趣，使我树立起了学习英语的信心，时至今日我还能背诵出其中部分经典篇章段落。
《许国璋英语》是我在大学期间学习英语的另外一本经典教材，该书第一版于1964年面世，至今已有44年。在我国英语教学园地中，《许国璋英语》曾在相当长的时期中一枝独秀。1963年，我国度过三年困难时期，经济开始复苏。当时的外交部长陈毅元帅，预见到我国将与欧美等国家扩大交流，有必要加紧培养外语人才，于是指示编一套供各地英语专业使用的教材。这就是《许国璋英语》。
《新概念英语》和《许国璋英语》作为经典的英语教材，影响了几代学习英语的中国人。我甚至认为，这两本书对中国人认识世界、走向世界，对推进中国英语教育的进程都产生了很积极的意义。读这两本书，同样让我收获了知识，增长了外语技能。
与两书渊源的第二阶段是编书、出书的过程，也是和两书作者联系交往，向两位长者学做人处事之道的过程。在外研社编写出版《新编许国璋英语》和《新概念英语》的过程中，两书作者许国璋教授和亚历山大先生以身示范，教给我很多做人做事的道理。两位长者对我潜移默化的教育和影响，引领我在出版之路上成长、成熟。
初识许老是我在北外读书的时候，那时多次听他的讲座，为他渊博的学识和地道风趣的英语演讲所折服。1980年，我毕业分配到外研社工作，并兼任“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教材编审委员会”秘书工作，而许老正是该委员会副主任兼英语组组长。由于工作的便利，我有幸和许老有很多接触的机会，亲身感受到他精深的学问和崇高的品德。当时，许老为了支持母校，支持外研社的发展，决定将《许国璋英语》改编，并交给外研社出版。许老一直关注外研社的发展，犹如关注自己的孩子。他曾亲口对我说：“如果我所在学校的出版社落后于别的出版社，我是不会甘心的。”这样一句朴实的话，这样一种真诚的情感时时鼓舞着我和我的同事们。随着时代的前进，许老意识到这套教材有许多不足的地方需要修改。在承担着繁重教学和科研任务的情况下，他硬是挤出时间重新修订《许国璋英语》。前后花了六年时间，几易其稿修订的《新编许国璋英语》在1993年由外研社出版。那时我刚出任外研社社长，主持全社工作。《新编许国璋英语》是许老多年心血的结晶，也因此更加受到读者喜爱，成为外研社的拳头产品之一。许老不仅关心支持外研社的发展，他还对我个人的成长和进步给予了极大的关怀。在编书、出书的过程中，我有更多的机会向许老学习。应该说，我不是许老的亲人，但他待我如亲人；我不是许老的弟子，但他视我为弟子。更多的时候，我们是“忘年交”的朋友。他一直关心我的学习、生活，并对我的工作给予了大力支持。自始至终，我为他谦虚谨慎、淡薄名利的人格魅力以及严谨治学、温厚慈祥的长者风范所深深感染。
我与《新概念英语》作者亚历山大先生的交往则更为曲折。1990年，中国还没加入国际版权公约，市面上各种《新概念英语》英汉对照版本并不算是盗版。当时，我曾尝试向朗文公司申请引进《新概念英语》版权，然而由于外研社实力尚弱，申请没被批准。1995年，通过朗文亚洲董事长沈维贤先生的介绍，我盛情邀请亚历山大先生来中国讲学，并商讨《新概念英语》改编出版问题。其间我有幸和他朝夕相处了十几天，多次听他的报告。在这些难忘的日子里，我感受到一位伟大作者的高尚品德，他尽职尽责，平易近人，能容忍别人的过失，乐于表扬他人的优点；他睿智、学识渊博、智慧幽默。我一直被他的敬业精神所感动，也被他的人格魅力所感染。接下来的两年时间，亚历山大先生和其他中外专家共同投入到《新概念英语》的修订工作中，我和他也因此结下了深厚情谊，成为忘年之交。1997年，《新概念英语》新版由外研社正式出版发行，距我1977年第一次阅读该书整整20年。时间跨度虽长，但编书出书的收获和读书时的心情同样精彩。亚历山大先生对中国充满感情，直到2002年4月，亚历山大先生逝世前两个月，我们还在英国伦敦见面，他那时还念念不忘中国的英语学习者，还规划着我们未来的合作。如今，《新概念英语》作为最经典地道、最权威的英语学习教材，已经在中国深入人心。而在亚历山大夫人Julia的努力下，《新概念英语（青少版）》也在今年由外研社出版了。
人有人品，书有书品。朴实、严谨、精微，这是《许国璋英语》和《新概念英语》两本书的共同特质。书如其人，这也是两书作者的治学风范和处事风格，他们的师德人品和著作同样令人景仰。
2003年，外研社先后为许国璋教授和亚历山大先生这两位中外作者塑造铜像，以缅怀他们的才学品识，纪念他们的丰功伟绩。在我的内心，他们不仅仅是我读书、编书、出书的作者，更是像老师和长辈一样可亲可敬的贤者，他们高尚的品德更对我产生深刻的影响，让我一生受用无穷。至今，只要路过这两座铜像，注视他们，依然让我感到温暖和力量。
两位老人永远是我做人、做事的学习榜样。
于社长说，今年是外研社建社30周年，希望季老能为外研社的编辑们说几句鼓励的话。季老想了一会儿，说了两个字：“努力”。
■王琳
季羡林:从一个成语开始
1995年，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了《汉英词典》（修订版）。虽然这部词典是由北京外国语大学几十名专家学者历经八年编撰完成，修订版又历时近十年，但从1992年开始出任外研社社长的李朋义还是请来包括季羡林先生在内的几位国内著名学者对这本辞书提出宝贵意见。
当时，季羡林先生并没有先发表意见，而是讲了个故事：有一次，周总理招待外宾，宴会之后把翻译们留下来，大家一起总结一下宴会上的翻译有无问题，总理就提到了一个成语“倚老卖老”翻译得不妥。季先生接着说：“刚才我拿到书后先查了查这个成语这本词典是怎么翻译的，结果发现他们翻译得很恰当，就是‘利用自己年老的条件来取得利益’。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这本词典不错，尤其适合涉外的同志使用，我会大力推荐的。”季先生推荐使用《汉英词典》，决不只是会上说说而已，后来凡是有朋友或同事去欧洲，季先生都要提醒对方带一本外研社出的《汉英词典》。
因为《汉英词典》，季羡林先生与外研社结下了一段不解之缘。90年代，正是以李朋义为代表的外研人准确地把握住时代的脉博，在群雄逐鹿中带领外研社迅速崛起的时期：大批精品图书如《许国璋英语》、《新概念英语》、《大学英语教程》、《英语口语教程》、《英语听力教程》等纷纷从外研社那栋位于三环上的漂亮的红色大厦中走向市场……当李朋义带着疲惫但自豪的表情向季羡林先生汇报外研社的发展时，季先生感叹说：“你真是出版界的‘拼命三郎’啊！”
在这位“拼命三郎”的带领下，2000―2006年，外研社进入扩张期，码洋从6亿猛增到13亿。市场占有率、利润、规模大幅度提高，集团雏形已初步显现。2007年5月，时任北京外国语大学校长的郝平教授和李朋义社长又一次赴301医院拜望季羡林先生。李社长介绍了出版社现在正努力朝着“最中国的国际出版社和最国际的中国出版社”的发展目标迈进，大胆地向季老表达了出版《季羡林全集》的诚挚愿望。季先生欣然同意，还提出将来全集可做一个年表，将他每年的作品收列其后，以备编选之用。他说：“这就是你们的宝贝。”意思是此项工作将非常有利于《全集》的编选。
按照季羡林先生的指示并在先生的亲自指导下，《季羡林全集》编纂工作很快启动。2009年5月，在全集前6卷即将开印前，接任李朋义任外研社社长的于春迟带领《季羡林全集》编辑委员会成员去301医院向季老汇报工作进展，并录下了一段珍贵的视频。于社长告诉季老，过去30年，外研社的主要任务是帮助中国人学习外语，了解世界文化，为中国人打开一扇通往世界的窗户，今天我们要为外国人学汉语、了解中国打开新的窗户，这也是秉承了我社“记载人类文明，沟通世界文化”的立社宗旨。季老的《留德十年》已翻译成德文，将由我社在今年的法兰克福国际书展上介绍给世界。季老说，那就请德国的读者多给我的书提意见。于社说，今年是外研社建社30周年，希望季老能为外研社的编辑们说几句鼓励的话。季老想了一会儿，说了两个字：“努力”。
2009年7月11日，季老突然辞世，追思会上，印刷精美的《留德十年》前6卷寄托着外研社人对季老的思念被人们轻轻地放在季老那张微笑的照片前；10月8日，东西方文化交流与融合的产物《留德十年》（德文版）在柏林中国文化中心举办了新书发布会……
这或许是张老秉性中最为典型的一种气质，淡泊名利，淡泊尘世间的一切诱惑，而始终执著于中国的英语教育事业，这就是张老于淡定中坚守的信念，一生如此。
■杨镇明
张道真:烛光莹莹，桃李夭夭
2009年深秋，枫叶嫣红时节，83岁的张道真教授在北京溘然长逝。噩耗传来，令人唏嘘叹息，为之扼腕。
秋风悲号，红叶垂泪。八宝山公墓兰厅里，张老安歇在花丛之中，面色平静、慈祥，但分明依然透着一种淡定的神色。这种淡定在我的记忆中并不陌生，甚至有着相当深刻的印象，这或许是张老秉性中最为典型的一种气质。淡泊名利，淡泊尘世间的一切诱惑，而始终执著于中国的英语教育事业，这就是张老于淡定中坚守的信念，一生如此。
初会张老，是在2001年8月上旬。那次见面，张老兴致极好，侃侃而谈，说自己虽已年逾古稀，但身体还好，计划再耕耘10年，除准备出版已完稿的《实用英语语法》（全新版）及一套初级4中级4高级英汉词典系列以外，还打算将五卷本的《现代英语用法词典》重新修订，主要是将其中的英语例句全部翻译出来，然后出合订本。当时在座的李朋义社长、冀群姐老师、王春丽老师及笔者等人听后都深为感动，为张老这种老骥伏枥、壮心不已的精神而钦佩不已。
此后，我便开始责编《张道真实用英语语法》（全新版）。翻阅着一页页书稿，内心由衷地涌出阵阵敬仰之情。全书约80万字，整整齐齐，一丝不苟，一笔一划乃至一个个标点符号，无一例外均出自张老之手。字迹俊雅，一股飘逸之气盎然其中，给人的直觉是―――腹有诗书气自华。
这一全新版是当年外研社出版计划中的重中之重，分量不言而喻。李朋义社长、蔡剑峰总编辑均有明确批示，要求较之旧版有全方位的突破：采用国际流行的大32开本，双色印刷，整体设计，铜版纸封面另加作者肖像、亲笔签名及小传等。
因时间紧、人手少、标准高，成书过程颇为艰辛，其中几个小事例或可说明一二。
双色样张的整体设计，由设计部的姚军制作。但书中文字、表格、版式均有很多不同的格式，需要在样张中一一明确，不可疏漏。因此，选定的样张即达11页，在细节上逐页反复修改，经过7个校次才最终敲定。
激光照排公司中，负责具体录入、排版的是一位叫小段的姑娘，平时很能吃苦，也是苹果机上的快手。但这次任务非同一般，每页都要按样张精雕细琢，进度一直滞后，连续的加班加点竟然把她也急哭了。笔者当时一再劝慰，并郑重承诺出书后一定立刻送她一本作为纪念，这才引得她破涕为笑……
最后一校时，适逢笔者要去广州参加为期一周的词典学理论培训班。为抢时间，这一校的清样便成了笔者的全程陪同。
让我充满感激的是，对此书的出版，张老总是有求必应，鼎力支持，从无二话。如酌定小传文字、提供亲笔签名等。在得知封面缺一近照时，当时已受聘为深圳大学校长顾问的张老，立即在鹏城拍了两张照片寄来，并在来信中特意嘱咐说如不满意尽可直说无妨，可随时再换。
往事如昨，怅然如烟，令人难以忘怀。
张老的《实用英语语法》一书影响了几代读者，堪称经典。今天，可以告慰张老的是，该书自1958年出版以来，累计印数已近1000万册，其中2002年全新版已重印21次，印数达70万册。这些数字，无疑是对张老最大的褒奖，是对其笔耕不辍最大的肯定，也是其事业成功最具说服力的明证！寿终德望在，身去音容存。一生倾心血，桃李正盈门。
先生永远保持沉着冷静，他曾说过，做事就要挨骂，挨骂也照样要做事。能编出好的字词典，帮助读者解疑难，是他的追求。
■白冰
李行健：指挥若定、潇洒儒雅
《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的主编李行健先生在我眼里是个“大人物”，他运筹帷幄，指挥若定，有大将风度。在词典刚刚上市，学术界各种批评声四起时，先生没有被打垮，也没有被吓倒。他常说“让他们说去吧”“我们只管把词典做好”。面对反对者的“狂轰猛炸”，先生永远保持沉着冷静，一笑置之。他曾说过，做事就要挨骂，挨骂也照样要做事。能编出好的字词典，帮助读者解疑难，是他的追求。把一帮老先生们组织起来编词典，没有强有力的资金保障，首先要解决吃和住的问题，还要解决集体办公的问题。在此基础上，要编出一本对读者有用、质量过硬的好词典，谈何容易！但先生做到了。《现代汉语规范词典》以其鲜明的特色和过硬的质量在市场上站稳了脚跟，读者对词典赞誉有加，说明先生的心血没有白费。
先生还是一位严厉的师长。在平时的交往中，先生是慈祥友善、笑容可掬的儒雅学者。他笑呵呵地，平易而亲切。但他并不是毫无原则地“纵容”晚辈后学。一次，因为要在媒体上作宣传，稿源告急，我急向先生求援，先生如约完成，但末了他写了一封在我看来很严厉的信，告诉我“以后再别这样了”。我才意识到自己催促太急，让先生神疲力乏而不高兴了。这提醒我以后在做任何事时不能只图自己方便而不给别人留足时间和余地。
先生还是一个很细心的人。记得头一次去编写组工作，到了吃饭时间，李先生安排我们几个编辑吃饭，因我是回族，提出要自己去外面清真饭馆吃。先生说可以让食堂为我准备素食，我觉得不能放心，多次推辞，先生就开玩笑说“一个回民不算回民”，我答曰“君子慎独”，先生哈哈大笑，再不勉强。之后每次与编写组一起吃饭，他都会格外叮嘱服务员为我准备几个能吃的菜。
先生还是一个重情义的人。2006年4月，他的夫人因病去世，先生受了很大打击。但他坚持工作，在去马来西亚讲学期间，下榻在皇冠饭店，连夜写就了纪念夫人的文章《风雨同舟半世情》。读来字字含泪，让人感动不已。那段时间，我们非常担心先生的身体，盼望他能从伤痛中走出来。好在机缘巧合，热情善良的魏老师出现在先生的生活中，她无私地照顾先生的起居、生活，陪他散步、谈心，先生的悲痛才逐渐平复，面色日益红润起来。一次与编写组老师们一起吃饭，酒酣时我们几个年轻编辑由衷地感慨：“李先生，您气色真好。”李先生笑答：“高兴！有空儿去家里玩”，幸福之感溢于言表。大家心照不宣地相视而笑，彻底放下心来。想必，故去的吕师母也愿意看到先生活泼泼乐呵呵地度过晚年吧。斯人已逝，留给先生永久的伤痛与怀念，而他也因此更加“怜惜眼前人”。那次与先生一起去上海参加一个研讨会，一席人吃罢晚饭，由我陪先生先回酒店。回去的路上，看到街边有卖牛角梳的，先生突然停住了脚步，蹲在小摊前，认真地选了起来。我好奇地问“您买给谁？”先生说：“魏老师女儿一直想要一个牛角梳，我给魏老师也选一个。”我也连忙蹲下来，帮先生挑选。先生挑得仔细，还笑吟吟地问我：“你要吗？我买一把送你。”我说不要，我也有一把。先生才作罢。这件小事，让我看到了先生对待爱人的细腻和柔情。
先生还是一位关心晚辈后学的人。今年6月，我做了圆锥形角膜的矫正手术，在家休息。有一天突然接到李先生的电话，询问我手术的情况，并要我家里的住址，说要来家里看我，这让我又惊又喜。先生年逾古稀，又肩负多项社会工作和繁重的词典修订任务，我怎么能忍心让他来郊区看我？但先生对我的问候让我心里感动又温暖。后来我坚持不说家里的地址，先生才作罢，但他一再叮嘱我注意休息，少看书报和电脑。对于编辑的关心，不只是对我一个人。在我之前，另有一位编辑全面负责《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的工作，后来这位编辑要去读书深造，先生欣然写就考博的推荐信，甘愿成人之美。不光如此，我们一起去吃饭、开会，他对服务人员从来都和颜悦色，一视同仁。正因为此，凡是有机会与他共处或服务于他的人，都会给他更多的尊重和热爱。
这就是我眼中的李先生：一位指挥若定的大将，一位潇洒儒雅的学者，既是严厉的师长，又是重情义的丈夫，能平等地对待别人、关心别人，同时又受人敬重的老人。
“让我们学许先生的精神，自今日起，读三十年书，问三十年学，那时再来与他理论，如何？”字里行间，浩气展虹霓，一种湖海胸襟、风云壮志跃然而出！
■申葳
姚小平：下学上达、孜孜求索
还在研究生时代，我就非常敬仰姚小平教授，尤其欣赏其晓畅自如的行文风格和思想深度，更叹服于他通晓8门外语的横溢才华，常常企盼能有机会一睹姚教授的风采。没想到来外研社工作的第二年，恰巧由我担任姚教授主译的《华语官话语法》一书的责编。首次见到姚教授是在他的办公室，短短几句交谈，便真切地感受到他那种温文儒雅、沉静从容的学者气质。姚教授没有丝毫的架子，对我提出的问题一一耐心解答，给了我这个小编辑莫大的鼓励。
真正接触姚小平老师始于2006年7月，当时有幸与姚小平教授、沈家煊先生及姚虹老师共赴浙江普陀山，参加《牛津・外研社英汉汉英词典》研讨会。记得出发那天细雨霏霏，整个北京城笼罩在浓雾中，交通甚堵，赶到机场时已关闸，只好改乘下一班飞机。本以为会是百无聊赖的漫漫等待，却因为有了姚教授而变得饶有兴味。姚教授侃侃而谈，颇有心得地讲到自己用心经营的小花园和栽培各种花花草草的乐趣。真没想到，这样一位潜心学术的学者竟然如此富有闲趣。那年我们果真品尝到了姚教授小花园里出产的葡萄，今年初夏还看到了园中盛开的蔷薇……
后来得知网上有姚教授的个人主页，如获至宝。上面既有尽显真知灼见的学术文章，又有流淌闲情逸致的游记随笔，还有充溢要言妙道的演讲札记。篇篇文气充畅，耐人寻味……首页上赫然四个大字：下学上达。下面还有摘自《一位语言学者的求索和遗产》一文的一段隽语：“……就学问文章论，我们尚不能与旧日的大家相比，但我们还有来日可追。让我们学许先生的精神，自今日起，读三十年书，问三十年学，那时再来与他理论，如何？”字里行间，浩气展虹霓，一种湖海胸襟、风云壮志跃然而出！
由于姚教授是《汉英词典》（第三版）主编的缘故，近两年经常能有机会和姚教授碰面，感触最深的就是姚教授严谨的治学精神。时代的快速向前使词典总是滞后，缺憾在所难免。为了《汉英词典》的审订工作，姚教授经常是焚膏继晷，甚至是通宵达旦，只为与时俱进，将缺憾降到最低，让人颇为感动。
严谨谦逊的治学精神，恬淡闲适的生活情趣，交织成姚教授清新隽永的雅致人生。虽然在学术思想上我们难以望其项背，但来日可追，我们依然可以扬帆前行，朝着自己心中“下学上达”的智慧彼岸进发。
（注：下学上达，语出《论语・宪问》，指学习人情事理，进而认识自然的法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