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出版，需要有事业心、责任感、职业化、忠诚度的统一。做出版，要有对事业的执着追求，需要有锲而不舍、百炼成钢的忠诚。
――李朋义
一切的努力都只是开始，心存伟大的理想才是永恒。相信前方的道路无论风雨，我们都会信心满怀，继续
一路同行，用理想赢得未来。
――于春迟
虽然前路漫漫，但此刻驻足，也别有一番远道夜归的心情。暂且拂去行尘，捻亮灯芯，愿一路风霜都消融在温暖的亮光中。
――蔡剑峰
上个世纪80年代，刚到外研社的年轻编辑李朋义正在伏案修改文稿。
人生有来世，我还干出版
■李朋义
35年前，高中毕业时，因为作文写得不错，语文老师推荐我到县广播站去当一名“土记者”或者站编辑，那时我对这个工作的认识是“到处采访、写作”，把自己所思所想传播给广大听众，这也许就是我对编辑出版工作的最初理解。但到底是“当解放军更光荣”的想法占了上风，我选择了参军，没当成“土记者”。
25年前，从事编辑工作两三年后，我开始真正思考出版是什么。逐渐认识到，出版是对人类文明的选择、加工和传播，是对人类文化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过程。从出版的三大环节来讲，选题策划和编辑是对人类文明成果进行选择的过程，印制是把知识和文明“装订成册”的过程，发行是把文明成果“卖”给大众的过程。出版工作之所以有别于宣传，是因为它是通过销售来实现的，没有出版，人类文明的传承不可想象。基于这样的认知，我放弃了到某部委外事局当翻译的机会，在出版行当一头扎了下来，而且编辑一做就是8年，编辑出版了一批好书。
15年前，我当外研社社长，对出版工作的意义有了更深刻的领悟。做出版，社会责任和经济责任同等重要。再没有一个行业比出版业更注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结合，没有社会责任感，经济效益再好，也是“一票否决”的。政治方向是立社之本，经营管理是强社之路。在外研社社长任上，我曾经提出，作为出版人，特别是作为出版管理者，至少要尽到四个方面的职责，即保证出版方向的正确，保证经营管理的有效，保证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保证员工收入的提高。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外研社沿着一条双效并重的道路快速扩张：出版了一大批双效俱佳的图书和音像产品，获得了出版界的众多荣誉，被教育部评为先进高校出版社，被中宣部和新闻出版总署评为全国优秀出版社；在经济效益方面，外研社的图书销售码洋从我任社长之初的1000万增长到15个亿，固定资产从1000万增长到10个亿，利润从100万增长到两个亿。外研社的发展，让我体会到了做出版的乐趣，体会到了管理文化企业的乐趣，同时也感受到了作为出版人的光荣感、使命感和神圣感。
5年前，出版业吹响了文化体制改革的号角，在文化的服务属性之外，出版被赋予了文化产业的属性，这无疑为我国出版行业注入了一针强心剂。在身体力行做大做强企业的过程中，我深刻地体会到，做出版，需要有事业心、责任感、职业化、忠诚度的统一：出版工作是一项崇高的事业，要为党和国家的大局服务，为经济建设服务，需要有崇高的事业心；出版要担负起民族文化传承和建设的社会责任，需要有高度的责任感；做出版人，同样要像做其他企业一样，要具备职业的素养、职业的精神、职业的队伍，需要有职业化的理念；做出版，要有对事业的执着追求，需要有锲而不舍、百炼成钢的忠诚。我说，我视外研社为父母为家庭为儿女是对出版事业的忠诚，正是对这四个统一的理解。
2008年某月，当我站在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的颁奖台上，萦绕在脑海中的，依然逃不开从事出版工作近30年来始终思考的最基本的三个问题：出版是什么？出版能干什么？出版人应该怎么干？出版要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优秀的精神食粮，出版要传承人类的文明，出版要建设人类共同的精神家园，出版要为建设整个社会的核心价值体系贡献力量，从这个角度来说，出版人是中国民族文化建设的脊梁。我想，弄明白了这三个问题，才有资格说自己是一个真正的出版人。
从文化知识的传播者，到文化事业的管理者，再到文化产业的实践者，出版似乎成了我割不断的人生情结。如果一定要我在这个时候再说点什么，我依然愿意重复几年前曾经说过的那句话：“人生有来世，我还干出版”。
理想，与你我一路同行
■于春迟
如果要总结一下“外研社30年发展的脉络与精髓是什么”，我想应该是永存心中的那一份理想，是那种一脉相承的精神力量。这种力量渗透到几代外研人的血脉，贯穿于外研社发展的每个阶段，有着不同的内涵和表现。30年来，外研社的码洋与规模在递增，外研人的理想也在跳跃，理想的变迁勾勒出了成长的轨迹。
30年前，在外研社的小筒子楼里，我们的前辈们曾经眉头紧蹙，为了每个月的任务夜以继日，为了今后的生计精打细算。人员少、资金匮乏、市场狭小……重重的困境使得80年代的外研社只能在“夹缝中求生存”。“生存”是当时外研人的小小心愿，一个并不容易实现的理想。虽然那时的外研社很弱小，却并不妨碍我们心存美好的理想。“生存图强”的理想意味着困境中打拼，林学洪、郑鸿毅等老一辈外研人迸发出了无限的工作热情，他们白手起家，从一个字、一本书、一个项目踏踏实实地干了起来。在那间十几平米的简陋屋子里，徐秀芝同志已有身孕，却还要忍受煤烟和炉渣灰的熏呛继续工作；一年发行上百万册的《小小英汉词典》，是我们的总编辑林学洪带着李朋义、郑建德等同志日夜奋战的成果，林学洪总编辑甚至因为连续工作52小时而晕倒在印刷车间里。他们身上体现出来的“林学洪精神”、“老黄牛精神”，正是一份理想的体现。正是这份理想帮助外研社度过了最艰难的日子，成为了支撑外研社不断发展的内在动力。不服输的外研人实现了第一个理想，并在从无到有的奋斗中感受到了理想和信念的力量。
理想不曾停步，解决了“温饱”问题的三间小屋子由此滋生了更多更大的理想。1992年的国庆，刚被任命为常务副社长的李朋义同志把自己关在办公室三天，一张行军床，几袋面包和一包火腿肠，足不出户，写出了改革方案的草稿，描绘了新的理想目标。通过战略领航，创新发展，使得外研社迅速走上规模扩张的道路。“想像奇迹，脚踏实地”是李社长倡导的做事文化。想像奇迹说的是理想，脚踏实地说的是行动。在理想的酝酿中，他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他确立了“不动摇，坚持抓方向；不争论，埋头搞发展；不犹豫，坚决搞调整；不保守，大力搞创新”的改革原则，他制定了“精品化战略”、“以教育出版为中心战略”、“规模效益战略”等一系列重大战略决策；他策划出版了《新概念英语》、《新视野大学英语》和《新标准英语》等一批重大项目；他领导建立了一套适合市场经济的经营管理体制；他培养塑造了一支团结善战的外研人队伍；他还建设了一片恢宏典雅的“外研红”建筑。凭着一份理想，一份对事业的执着，李社长用自己的心血铸就了外研社的光荣与骄傲。
在理想的实现过程中，外研社离不开各级领导、广大作者、读者，以及各方面合作伙伴的鼎力支持。因为心怀同一理想，你我一路同行。一支高水平的专家作者队伍和广大读者，以及一大批诚信的合作伙伴，是我们理想实现的基本保证。三十年来，你们给了外研社最无私的帮助；三十年来，你们陪外研社走过了多少风雨历程。当我们怀抱着沉甸甸的理想，踏上未来征程的时候，你们依然是我们的启航者和见证人，你们的支持和鼓励，依然是我们理想实现和前进的动力！
理想永远在前方。成为全面综合的教育服务提供商，成为出版界的百年老店，这一理想已经根植于外研人的心中。一切的努力都只是开始，心存伟大的理想才是永恒。相信前方的道路无论风雨，我们都会信心满怀，继续一路同行，用理想赢得未来。
夜路
■蔡剑峰
写下这个题目，我的脑子里是一个“风雨夜归人”的形象，就像“外研社”。
如果把外研社比作一个人，那么，这是一个不辞辛劳、历尽艰难的人，他披星戴月、风雨兼程、跋山涉水；这也是一个在黑暗中不懈探索的人，他目光坚定，寻找光明；这同样是一个怀抱梦想和渴望的人，他的内心珍藏着美好的情感，寒夜因此而温暖；这还是一个懂得回归的人，他的每一次出发无不都为了返回时的回报和感恩。
因这题目，又记起两次真实的夜路。都是极平常的，却不能忘记；姑且写下来，或作为外研社“非正史部分”的旁注。要说明的是，主人公虽然是李朋义社长（因为历史就是这样），但我想讲的道理其实是集体主义。
夜路一20年前一个寒冬的深夜，南国颠沛四十多个日夜之后，当年的编辑部主任李朋义拖着被胃疼折磨的病躯，带领着同样疲惫而瘦弱的本人，终于完成“教材市场”的调研回到北京。俩人破天荒打了辆出租车回家，这是一路几十天来的头一回。“黑车”走在火车站附近的小胡同里时，突然听到电台上播新闻，说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思库遭民众判决。记得当时，大发议论的我意外地发现，一直令人亲切的李老师一时满脸凝重。
有人说外研社的30年，就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缩影；也有人把那一次南方调研看作外语社走向市场迅速崛起的标志之一。但我看到的却只是那么一个漆黑的夜――不过，要紧的是，在这样令人忧愁和彷徨的长夜里，苦难孕育着思索，塑造了意志，催发起奋争。中国30年的改革开放，有人把它称之为突围；那么外研社的30年，也不妨比作一次长征。“在夹缝中求生存”，在绝路中找出路，百折不挠，曾几何时？
夜路二大约三四年前的一个很深的夜。我终于拉着李社长从王府君悦饭店开车离开。路上我抱怨道，“都困成这样了，还不放我们走？”――“不行啊，得熬着；这样才能表现出你的诚意。”
从此明白李社长的“熬着”，绝不是我所能够做得到的。
那是去见一个合作伙伴，某知名国际出版公司的老总，原以为只是一起吃个饭。不料冗长的一顿晚饭后，人家谈兴不减；拉着我们又到了他套房客厅。患有糖尿病的李社长本已喝了不能喝的酒，又加上病理性的瞌睡，此时只见一边狠掐自己大腿，一边“欢声笑语”；当我早已决定选择沉默的时候，他却仍然强打精神，表现得饶有兴味。于是，他们之间说完英文说中文，说了中文又说英文，而我则一旁睡眼惺忪，数着一圈圈的时针；最后，直到人家的下属也终于难以坚持，他不得不提醒老总他们，会见才得以告终。后来听说，这位老总真有半夜招呼手下开会的习惯。
我当然明白自己与职业人士之间的差距，不过原谅了自己。因为这已经差不多是“16小时之外”了。由此也理解，外研社作为一个国企，要向国际化企业看齐，追赶得多么不易。
让人记忆深刻的“8小时之外”自然还有很多；而且也很自然，往往都是在夜里。
去年的全社大会上，我曾请大家记住外研社有三种不睡觉的人。一是像李社长这样“不肯睡觉”的人，二是于社长这样“睡不成觉”的人，三是徐书记这样“睡不好觉”的人。当时确是有感而发，因为就在大会前夕，恰巧又见证了他们的一个不眠之夜。
睡不着觉的人外研社一直不少，再比如，近十年来每到周末必外出公差，凡在家则七点不到必第一个坐在了办公室的徐副社长。
我想说的是，如果仍把外研社比作一个人的话，那么，他是一个熬夜的人。有一句话令人动容，说现在的人透支健康，“30岁以前拿命换钱，30岁以后拿钱换命”。真是这样的话，难免有些心酸，但好在外研社毕竟不是一个吃五谷杂粮的人。
外研社30岁了；自己也不知不觉一条路走过二十年。行色匆匆间，竟到了回首感慨的时候了吗？
虽然前路漫漫，但此刻驻足，也别有一番远道夜归的心情。暂且拂去行尘，捻亮灯芯，愿一路风霜都消融在温暖的亮光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