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娟，中华读书报《文化周刊》主编
一双眼睛和一支笔“跟踪”了外研社12年，所见所闻、字里行间就像是一盏小小的镜头，让我们穿越镜头、重温一下
岁月给人留下的温暖想像！
红娟
一生只与最好的出版有关
镜头1
初识李朋义
认识李朋义社长的那一天是1997年的一个夏日，那时他的办公室还在旧址，就是北京外国语大学的一个小办公楼，拾级而上来到一个略显破旧拥挤的里外间办公室，外间是国际部兼秘书的办公桌，里间李社长的办公室也是堆得满满的，记忆中好像都是建设中的外研社大厦的效果图。一个多小时的等待后，出现在面前的李社长真的让人眼前一亮：容貌俊朗、衣着得体，还裹挟着一种15秒钟就能打动对方的魅力与诚意。记得那天他滔滔不绝地描绘着未来的外研社大厦，望着眼前拔地而起的一大片建筑，他的心气儿比窗外的万里晴空还要舒爽。采访的时候，李社长的右臂时不时地会抖一下，看出我的疑惑，李社长兀自笑了一下，说：“新楼顶层的砖，工人怎么铺都不好看，昨天忍不住挥锹抡镐把它都砸了，太使劲了！”
镜头2
1998年春节，外研社大厦刚刚投入使用，在一层大厅一处水景前
刚巧在楼里邂逅李社长，却见他满脸怒气、绕着这处水景转、越转越眉头紧锁，一会儿工程部、物业部的人全被他召了来，原来是水碱问题让这处景观大为逊色，李社长让他们迅速拿出个整改方案来。还有，哪儿的画挂歪了、哪处窗帘因为使用不当又坏了，李社长事无巨细地一一巡查过问。据说这样的召集后来又有几次，他给大家示范怎样拧墩布、怎样拉窗帘、怎样挂画留白。当时心里真的诧异：一是对一个男人如此细心颇为惊异；二是对他像管理一个“小家”一样管理着这个“大家”颇具敬意。
镜头3
水晶相框与铜像揭幕
2002年，《新概念英语》的作者路易・亚历山大因病不幸逝世，当他的遗孀茱丽娅再度来华时，李朋义吩咐秘书四处去转悠、一定要买来一个贴心的礼物。当一个精美的施华洛世奇水晶相框出现在面前，看着相框中丈夫熟悉的笑容时，茱丽娅的心被一次次地温暖着。2003年，外研社还为亚历山大塑了铜像，铜像揭幕那天，全体外研社员工齐刷刷站立在大厦门前的小广场上，向这位幽默风趣、让全球数以千万计的英语爱好者受益的英国绅士表达真挚的敬意。亚历山大的笑容永远绽放在西三环北路19号的那块草地上，此后茱丽娅几乎每年都有一趟中国之行，她续写着丈夫未竟的事业，也传承着丈夫与外研社的一段情谊。
镜头4
大兴工地的午后
2004年初春，风寒料峭的一个下午，走近地处大兴鹅房、兴建中的外研社国际会议中心，满目的钢筋水泥。迎面走来一个头戴安全帽、脸还被晒得黝黑的人，身着一件四个大兜的灰棉袄、足蹬一双沾满泥巴的大头鞋，昨天还是在香格里拉饭店与麦克米伦老板手持红酒洽谈版权的体面老板，今日竟是这副工头模样，这就是真实的李朋义。那时的他已经被确诊为糖尿病，餐前血糖最高的时候竟达24,所有的人都认为他不要命了、劝他去住院，他倔强地扛着。只是按时吃药，为着按时竣工、为着不为外人知的资金链的紧张，他必须这样扛着。那个下午，他只是带着我们几个记者匆匆地兜了一圈。天黑时，他带我们钻进了一个由工棚改造成的小饭堂，当我们扒拉了两口饭还在那里叽叽喳喳聊天时，李朋义社长竟含着一口饭睡着了。那时，他每天巡查工地16个小时，从清晨到深夜。
镜头5
2005年的某一个秋日，电话那端的哽咽
那一年，中华读书报要办一期国际图书博览会专号，每篇文章都叫“十问”，要采写当年业界叱咤风云的人物。那时候的李社长已经太忙，即使是在走向办公室或是走向餐厅的路上，他都要解决一系列问题。在经历了漫长的等待后，最好的解决办法是约在一个周六的上午，拿起电话。记得向他抛出的第一个问题是：“想象一下这样的时刻，夜晚，当你关上办公室的灯，迈出外研社大厦往家里走去时，回过头来看一看这座大楼，独自对视着这个你倾注了25年生命与激情的品牌的时候，你心里的感想是怎样的”？
电话那端是片刻的沉默，接着有丝丝沙哑的声音传来：“我的办公楼和家里只隔着几十米远，当我看着这个楼时是欣慰，它象征着财富、积累，更给了我信心。转过身来面对咫尺回家的路，充满愧疚。我本以为自己是孝子，可是老母亲从老家来京看病，我不能伴她左右，陪着她的只能是家人、同事、朋友。我儿子从小学到中学12年，我只开过半次家长会。获得事业成就感的同时，我失去的是天伦之乐。”
那个晴朗的早晨忽然因为这番话而显得伤感起来。
当被问到第九个问题时，李社长的回答是：“我视外研社为我的父母、家庭、子女。它是我的衣食父母、是我表演的舞台；上千个人在这里和谐相处、牵挂关怀；我呵护着它一点点成长，这种情义和心血是无价的。”说到这儿，电话那端传来哽咽声。那个时刻，让人感受到了一种舍小家为大家的无私境界，整个空气都被一种真实感人却又略显悲壮的氛围感染着。
镜头6
2005年隆冬，西单马可波罗酒店暖意融融的大宴会厅
在牛津布鲁克斯大学授予李朋义荣誉博士的仪式上，他发表致谢感言，说到他的家庭，他走上前去，给了妻子一个深情的抱拥。一下子想起了十问李朋义时电话那端的语塞，此时此刻，他和她的心里一定闪过了很多年很多事！所有的愧疚、牵挂、谅解、宽容还有骄傲都被一个有力的拥抱所包容。
镜头7
2007年5月24日，外研社国际会议中心大礼堂
那一天是离别的日子，但隆重庄严的氛围更甚于伤感。非常地具有仪式感：外研社在与李社长话别，即将开始新里程的李朋义在与他身体里的另一个李朋义道别。那个李朋义把他整个的青春、激情、智慧甚至健康都给了身后这座校园。全体外研人为李朋义社长鼓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送别的掌声里充满谢意、留恋与崇拜。告别讲演的时候，李朋义数度泪盈于眶，他用这样一句话作为结束语：“如果有来世，我还会来外研社大干一场！”
镜头8
曾经模样小小的我们
认识于春迟社长的时候，他刚刚从英国斯特林大学学成归来，带着一大堆问题去的，抱着比高考还刻苦的劲头，一年后衔着硕士学位回国时，恰三十而立的于春迟酝酿着大干一场的冲劲。1997~1998年，他由社长助理升任副社长，一年光景出色地完成了角色转换。那时的他，有些少年老成、喜欢眉头轻锁，总是迈着轻轻的步子在社长屋里转一圈，与社长低语交流。看得出，在亦父亦兄亦师长的李朋义面前，他有着一种渴望成熟的紧迫感。
90年代末，在首体碰到过两次于春迟，一次是在网球场，另一次是听蔡琴演唱会，他都和太太在一起。爱工作懂生活的神仙眷侣惹人羡慕。十年荏苒，当年的少年老成不复痕迹，年届四十的于春迟浑身洋溢着一种真正的淡定与沉稳。看影碟、听音乐、读推理小说、旅游、打球等一众爱好也在这一轮光阴中被丢的差不多了！当外界对后李朋义时代的外研社能否保持飞速发展的势头表示置疑时，接掌帅印的于春迟让外研社的销售码洋从2006年的15亿以每年超一个亿的增长向2009年的20亿蹿升。同时上马的还有ERP（企业资源规划）、人力资源管理系统以及数字出版等一大堆项目。用8个月，他完成了职业生涯的又一次飞越。
与狮子座的李朋义不同，生于水瓶座的于春迟会更注重浪漫与家庭，他还是会忙里偷闲地在黄金周陪太太去丽江，尽管这样闲适的时刻越来越少。他说，他是一个责任感非常强的人，他从来没有想到过要当社长，直到被任命的那一天。从那个时刻开始，他要把这件事做好，因为他肩负着一个未来，每个外研人对这个未来充满愿景，他们当中的年青人就有20年前那个刚来到外研社曾经模样小小的于春迟。
“我比较喜欢那一类人，就是马歇尔将军和艾森・豪威尔将军那样的，他并不像巴顿将军那样锋芒毕露，但他能集合所有人所有的力量去完成伟大的诺曼底登陆。”
镜头9
夜路携行的人
当12年前第一次见到外研社如今的总编辑蔡剑峰时，直觉上感到这是一个非常敏感、有点忧郁又充满才情的人。他很高，望着背影，会觉得这个人很严肃。转过身来他的粲然一笑，又一下会拉近了年青人之间的距离。
“90年代英语系列丛书”是外研社在20世纪90年代走向市场的一个开门红，策划并成功运作这套书系的正是蔡剑峰。当年的小蔡还是个初出茅庐的大学毕业生，这位才华横溢的北外诗书画社社长在刚进社时还带着几分散漫。先干两年校对，办公室严谨与冗长的工作氛围让小蔡觉得他的艺术气质完全被埋没了。正琢磨着何时出国的小蔡就在这时被一句响亮的话“忽悠”了，“我们可以改变、一切皆有可能！”李朋义老师说的话掷地有声。蔡剑峰心中的激情因为这句话而被点燃！于是小蔡校对和这位刚从英国归来的编辑部主任意气风发地踏上了他们为期数月的市场调研之旅。一路舟车劳顿、足迹踏遍南方四省。看着比他年纪大却比他更有激情的李朋义老师，蔡剑峰学习着怎样在做好一件事情的同时不计代价、无怨无悔。
在外研社打拼了20年的蔡剑峰如今已拥有了学者的风度，但年届不惑的蔡剑峰如今倒更在意起他的学生本色。“注定了我是要做学生的。我喜欢‘成长’这个词胜过‘成熟’，因为成长意味着学习，然后有进步”。当年的倨傲自信如今已经演绎成谦逊美德。
蔡剑峰把而立之年的外研社比喻成不辞辛劳、披星戴月的风雨夜归人，他忘不了心中激情被李老师点燃的那一个美好时刻，他忘不了与年轻的伙伴们同舟共济的每一个动人瞬间。抱定一颗感恩的心，他在越来越多的单位向他伸来充满诱惑的橄榄枝的时候，学会了“放弃”。他永远忘不了十几年前那次调研结束时，他与李老师深夜携行的孤寂背影，那时的他们用怀抱的梦想与渴望将寒夜照亮。
李朋义实践的格言是：“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于春迟笃信“厚德载物”四个字的分量。他们把一生最好最美的时光交给了外研社，只与最好的出版有关。套用一下周杰伦的歌词：李朋义时代的外研社就像“素胚勾勒出青花笔锋浓转淡”，希望于春迟时代的外研社犹如“色白花青的锦鲤跃然于碗底”，外研社，就是浮动在他们心底的“传世青花瓷”。
徐启建，中国教育报《校长周刊》主编
时代是共同的，从不同角度拥有先天优势的出版社数不胜数，这样美妙的传奇却只是外研社的。
徐启建
传奇的秘密
关于外研社在出版界的传奇地位，恐怕没有多少人会置疑。美国出版界最权威的出版专业杂志《出版商周刊》记者在11年前就已经写到：“在中国可能没有一家出版社像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外研社）那样对中国出版业的未来充满了信心、勇敢地展示出版业令人激动的前景。”
在那篇扫描了整个中国出版界的文章里，这个美国记者的独特发现让我们不得不佩服他眼光的专业和精准，他对于外研社发展的细微感知在现在已经得到了阶段性证明：在他预言的未来而我们现在已经经历的11年里，外研社一直在倍数式增长，即使用中国人惯用的含蓄的感情表达方式也是的确“令人激动”。
中国人对外研社这种传奇“致敬”的方式更有意思。曾经不止一家出版社的高层领导在得知我和外研社相熟后，从我这里探听所谓的外研社发展秘密之余，还一再拜托我和外研社联系，以便让他们能够去外研社进行一次全方位的学习，外研社能够“尽量少保留地介绍经验”。
在别人的眼里，外研社藏着无数的秘密，因为在我们许多人的思维里，似乎只有秘密才能解释传奇。但在这样一个开放的社会，在这样一个一直强调自身开放性的出版社，秘密好像不太容易存在。如果非要说外研社的传奇发展存在秘密的话，那也是我们这个时代赋予它的秘密。
其实从时代的角度概括外研社传奇发展的秘密很简单：在一个合适的时间，一个合适的地方，出现了一群合适的人。正是这三者的同时作用，让一个30万元起家、上世纪90年代初也不过2000万码洋的出版社，变成了现在十几亿码洋的出版集团。
合适的时间。从外研社创办的1979年起，中国的改革开放风起云涌，大步前进，在众多由开放而导致的时代变化中，外语学习的升温可能是这其中最具标志性的变化之一。而外语学习热经过上世纪80年代的逐渐酝酿升温，上世纪90年代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来临，国际交往合作的深入发展，终于达到了一个爆炸式发展的阶段。诸如新东方集团之类的外语学习培训机构的拔地而起就是这种时代浪潮的一个反映。时代惊涛，浩浩荡荡，必将造就一批弄潮儿。就出版界来说，这无疑给了众多以外语为出版特色的出版社巨大的机会。
合适的地方。外研社的另一个巨大优势就是它本身所有的特点：它所依附的北京外国语大学具有高度的对外交流特性，有相当大的国外信息优势，这些特点让北外人具有高度国际化的特点，视野宽阔，思维活跃，身处其中的外研社人自然也不例外。外研社有很多人都有国外学习就读的经历，这些经历让他们一方面具有了审视把握外语学习的能力，另一方面让他们也耳濡目染了发达的国外出版文化。可以说，外研社本身所具有种种先天优势给它的传奇的发生提供了“合适的地方”。
但无论怎么强调时机和先天优势的重要性，都掩盖不了这样一种事实：时代是共同的，从不同角度拥有先天优势的出版社数不胜数，这样美妙的传奇却只是外研社的。这里也就涉及到了外研社的一个核心“秘密”：它遇到了一群合适的人。正是这些人的苦心经营最终成就了外研社的传奇。
在这个“合适的人”群体中，李朋义无疑是其中的“带头大哥”。这个几乎从外研社创办开始就与它相伴成长的人，是一个梦想家，因为你听他谈话经常就像是在跟随一个梦境，但又非常奇特的是，他总是令人惊诧地在某个时刻让你惊讶地发现，他带领外研社实现了那个梦境。梦想家是容易的，埋头苦干其实也不难，难的是有人怀揣着那么多的让人目不暇接的梦想还最后埋头苦干实现了它。
李朋义，这个差不多最让中国出版界尊崇的人，有许多他自身的独特文化和理论。
譬如“稻草理论”。他把做每一份工作的动力与压力都比喻成“驼峰上最后一根稻草”。李朋义说“我不断地加码，看哪根草是最后把我压垮的那一根，不过它现在还没有出现”。正是因为这种“稻草理论”，连季羡林先生都称其为“出版界的拼命三郎”。他从未给儿子开过一次家长会，最近几年甚至很少与妻子共进过晚餐，他把远在黄骅的老母亲托付给亲戚照料，得了严重的糖尿病他依然撑着不住院，他好像每天只有几个小时的睡眠……
李朋义另一个著名的理论是“鳄鱼精神”。华为总裁任正非要求华为员工成为一群狼，以狼的团结精神求食并应付外界环境变化。李朋义则向员工强调，不但要有狼群的团结精神，更要有“鳄鱼精神”。李朋义说他喜欢鳄鱼，崇尚鳄鱼那种能适应恶劣环境，冷静、快速、准确扑击猎物的精神。所以他要求员工，尤其是市场人员，要对市场具有快、稳、准、狠加上永不满足、永远开拓的精神。
这两种“李氏理论”其实已经足够解释李朋义以及他当时所带领的外研社的成功文化：“稻草理论”注解的是一种深度投入和不断挑战的向上精神，这是一种事业成功所应有的基本态度；“鳄鱼精神”提供的则是一种方法，事情不是蛮干就能成功的，鳄鱼的“适应恶劣环境，冷静、快速、准确扑击猎物”的精神让外研社人有了基本做事的方法，正是这种方法才给外研社真正带来了成功。
李朋义在一次接受媒体采访时，总结了四条他们的成功“密码”：一个清晰的发展战略、一套有力的产品和市场策略、一种无限向心力的企业文化和一支团结善战、开拓创新的出版人队伍。如果认真研读这四条，我们会惊讶地发现，这是他的“稻草理论”和“鳄鱼精神”多么具体的呈现啊。
也正是在这种精神下，外研社在度过了它艰难的在夹缝中求生存的创业期后，在李朋义手里实现了几次飞跃―――
从上世纪90年代初掌舵到1995年，较同时期出版社，外研社前瞻性地由数量增长型转向优质高效型；1996至2000年，迅速抢滩大学公共英语和中小学英语教材市场，驶入急速扩张期；2001至2005年，外研社出版集团雏形初具，规模、市场占有率、利润等有了大幅度提高；至2008年，外研社的发行码洋达到18.5亿元，回款10亿元。
“合适的人”自然不只是李朋义，外研社传奇铸造者也有李朋义背后的那群人，他们同样光芒四射，只不过李朋义身上过于强大的光芒遮住了他们本应被关注的光芒。这不是否认李朋义的重要性，而是这个时代的确到了一个需要群体和团队的时代。就像我们怎么夸赞李朋义之于外研社的重要性都不为过一样，外研社那个能征善战的团队同样值得大肆关注和赞美。接触过外研社员工的人应该都会理解这句话：“从外研社可以拉出很多人，他们个个都能成为一个杰出的出版社社长。”
外研社这些年的行情“喷发”让人惊叹不已，但其实更让人惊叹不已的可能还在后面，因为到目前为止，熟知外研社的人都应该知道，他们后面蕴藏的梦想还有更多，只是由于体制等种种原因而不能“恣意于天地之间”。我们平时讲“厚积薄发”，已经让我们惊诧的外研社实际上仍然在做着“厚积”的工作，而这让我们根本无法估计这个出版界“火山”将来会有一个怎样的真正“喷发”！
而这个“喷发”行情的缔造者很可能落到了现任外研社社长于春迟身上。在那个许多人都可以拉出来成为杰出出版社社长的群体里，李朋义和外研社选择了他作为接棒人，显然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
李朋义是比较典型的中国企业管理方式，而于春迟的管理方式似乎更像西方现代管理。
“与李朋义社长西装革履的着装风格、事无巨细的管理风格不同，于春迟可能会穿一件IBM的蓝恤衫抱个电脑出现在电梯里，他的管理风格也略趋轻松。”一个媒体朋友这样描述。
这种风格的转换是否预示着外研社的眼光开始真正落在了国际化大出版集团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