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时
待到大二上了门西方名著的导读课，大致知道了各位作者的座次和理路，加上功课渐松，才开始比较惬意地享受这套经典。大二暑假开始读《君主论》，在潘汉典先生长达20页的“译者序”铺垫下，读得出乎意料的顺畅，就像马基雅维里本人站在我面前娓娓道来，这是我此前从未体验过的阅读享受。看到译后记才发现原来潘先生曾取英、美、法、德、日各国译本互相核对，发现文义莫衷一是，订稿甚难，遂决定以意文本为准据另译，并为此苦攻意文，前后为这本书折腾了二十年，而我看到的译本已经是第四稿。这在大学犹如养鸡场的当下，就像来自另一个世界的传说。自此我对汉译名著的诸位译者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经过一番查找，发现译者们的年纪已横跨大半个世纪，这套汉译堪称是几代人文化接力的结果。在这个长长的译者名单面前，幼稚如我者也能立刻感受到什么叫做“传承文明”。
这一段时间我比较迷恋卢梭，把卢梭的四本书都读了一遍。开始的时候不太明白商务印书馆为何会把《忏悔录》纳入到“汉译名著”丛书中，毕竟这套书在当时和后世都没有被当做“学术著作”来看。它与《社会契约论》和《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的论题实在太不一样了，就连《爱弥儿》还有个副标题《论教育》，但《忏悔录》中却几乎没有形而上的思辨。不过在读完之后，我开始觉得汉译中如果缺了这本，恐怕还真是个很大的缺憾。至少它让我知道，在这个塑造近代思想世界的“轴心时代”，除了伏尔泰、狄德罗、孟德斯鸠的鸿篇神作，还有俗世间的纠葛与温情，而《风俗论》、《论法的精神》乃至百科全书都玉成于斯。至今我最喜欢的还是《忏悔录》，甚至越来越有共鸣。就像卢梭从日内瓦跌跌撞撞跑到巴黎一样，不少从小地方跑到京沪讨生活的年轻人，大概都对两种身份两个世界的碰撞揪心绝望过。只不过大多数人都不会表露出来，即使彪悍如湘西人沈从文也只是偶露峥嵘，不像卢梭把自己和周围的世界都撕开了展示给世人。
大三之后，网线被铺入宿舍，彻底改变了整个宿舍的生态，兄弟们开始闹网恋，活动单位也从一撮撮渐渐变成一对对。只有我还在有一搭没一搭地啃书，左牵黄（黄色书脊的《宪章运动史》）、右擎苍（蓝色书脊的《人口原理》），不亦乐乎。不过我已没有了“大师”的雄心壮志，在参加了一个恨不得把名著每一句话都嚼烂榨干的专业读书小组之后，我已知道自己无法忍受“正统”的政治学教育，更不敢去美国某个大学接受N年严酷的学术训练，直到把自己变成一堆脚注的奴隶。我毅然决然地从“候补大师”的门槛前义无反顾地退回到了票友的角落里。
对我来说，这也意味着放弃洛克，选择柏克，放弃斯宾诺莎，选择汉密尔顿，放弃查士丁尼，选择潘恩。我小心翼翼地绕开除了罗素之外一切晦涩的神学和哲学符号，绕开伟大的存在之链，拥抱《人生的亲证》中的泰戈尔、《儒教与道教》中的韦伯。我所最爱读的是《联邦党人文集》这样曾经发表在报章上的文字，简洁优美却充满力量。当时一边读一边羡慕美国人实在太幸运了，建国之初就能遇到这么多明白人，看人家这文章写的，不仅有理有据有节，而且有史有政有哲。直到很多年之后的某一天偶然读到罗伯特・达尔的《美国宪法的民主批判》，才知道汉密尔顿在制宪时竟然是主张君主制的，错讹之余不由得感慨万千。这时我已读到了大名鼎鼎的《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中译本，由此开始反思我大二时被灌输的一整套西方政治思想史体系，那个犹如水浒一百单八将一般长幼分明的“大师座次表”已抽离出了太多语境和细节，把大师们变成了不食人间烟火的泥菩萨，在云端睥睨我们这些欲追摹前辈的“候补”们。
大四之后，找工作的压力越来越大，除了那几个铁定保研的尖子，同寝的哥们儿早就没了读书的心情，我也不例外。出去找工作时，包里一直放着一本泰戈尔的《人生的亲证》，但很少能拿出来翻一下，因为能在公交车上找到座位的概率太小了，而手捧“汉译名著”站在公交车里啃未免有些太过另类。这段日子，时不时就会有人慨叹，四年时间，怎么一下子就过完了。然后，在不断面试和不断被拒之间，我们一个个走出了学校，到现在连读硕读博的哥们儿姐们儿也毕业了。一晃十年，当年的系已变成了学院，帅哥班主任变成了新晋教授，至于当年的“候补大师”们，也都在京沪的股市与楼市间奔波，只是在偶尔聚会时，提及当年人手一本汉译的盛况，并相互揶揄一下对方，“X大师，您又胖了”。
贺卫方老师曾提到，他上大学时读了一些商务印书馆的书，“王府井大街36号简直就是心中的圣地。研究生考到北京来之后，与几位同学一起逛王府井，从南头一直走到北头，终于找到36号，我心情激动，对着商务的大楼恭恭敬敬地鞠了一个躬。”这段话曾让我感动不已。我们这代人上大学的时候已经处于出版爆炸的年代，没有如贺老师般知识匮乏的体验，也不会专程跑到王府井去鞠躬，但还是要感谢商务印书馆的前辈，让我有一段与大师同行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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