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宣传：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中的美术（1921―1937）
毛泽东认为在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有文武两条战线即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他认为“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他认为自1919年五四运动以来，中国就形成了一支革命的文化军队，帮助了中国革命。这种将文化看作另一种军队，把艺术视为革命的武器的思想，在1942年以来，长期成为中国美术创作的主导思想，也深刻地影响了20世纪中国的战争艺术创作。
全民动员：
抗日战争中的美术（1931―1945）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华战争爆发，东北首先沦陷。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全面抗战开始，此后平津沦陷，上海淞沪抗战坚持4个月，12月南京沦陷，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在这个历史性的关头，中国的文化艺术面临着重大的转型，即从五四时期的“启蒙”转向“救亡”。五四时期的文学艺术家希望通过引进西方的先进文化改造中国，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改造传统封建社会的落后，通过提高国民素质达到富国强民的理想。而抗日战争的爆发中断了中国社会的“启蒙”进程，将团结救亡的历史使命放到了每个中国人民的面前，作为社会精英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为了民族的生存，责无旁贷，主动地站在抗战的前线，唤醒全体民众为民族生存而斗争。此时的文化艺术已经成为民族抗日战线的一个组成部分，“文化从军”成为了这个时代的主流。
在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陕甘宁边区，以延安为中心，形成了抗日战争时期另一个重要的政治文化中心，这不仅是因为这里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所在地，也是因为这里聚集了一大批优秀的文学家、艺术家，更有一所抗战时期难得的艺术学院――1938年由毛泽东领衔发起成立的鲁迅艺术文学院。抗日战争时期所有关于战争的艺术，与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存在有着密切的关系。这所学校培养的革命艺术家，有许多人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担任了党的文艺宣传部门和主要的美术机构与美术学院的负责人，如鲁艺的副院长周扬担任了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江丰担任了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中央美术学院的院长，王朝闻、华君武担任了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他们坚决贯彻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的“艺术为人民服务”的大众化美术思想，对新中国美术的发展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延安时期最为出色的艺术是延安版画，由于战争的艰苦条件，解放区的艺术工作者无法像国民党统治区的艺术家那样，享有城市中的便利条件，油画、中国画等画种受材料和创作条件限制，很难发展。以鲁迅艺术学院师生为主体的解放区艺术创作主要的画种是版画，以及宣传画、漫画和1942年以后的新年画。
20世纪中国革命与战争的主体是农民，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以前长期以农村为革命根据地，中国军队的主体也是农民，所以中国的视觉艺术必须以文化水平不高的农民为主要接受对象，以他们熟悉的中国传统绘画和民间艺术为基础，创造农民所喜闻乐见的民族的艺术形式。这就形成了1942年以来中国艺术的主导倾向，即大众化、民族化、通俗化。这也是在20世纪中国艺术中宣传画、木版年画、连环画、漫画等成为战争艺术的主体的主要原因。这一状况在1960年代以后才有所改变，由于写实性油画这一西方艺术形式更为逼真、更具有真实性和说服力而得到政府的支持，使革命历史画和重大历史题材画成为教育人民的主流艺术样式。
红旗飘飘：
解放战争时期的艺术（1946―1949）
解放战争时期的美术，延续了抗日战争的美术形式，多数以宣传画和版画为主，鼓励战士积极向前，投入战斗。其主要的传播形式是各解放区主办的《画报》。由于解放战争多以大的野战兵团运动作战，军队的美术工作者有许多人在基层连队直接参加战斗，没有长时间进行安定的美术创作，所以有关解放战争的许多绘画作品，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才逐步地得到油画、雕塑等需要较多时间、资金的艺术形式的表现。并且在1950年代至1960年代达到高峰，主要作品均产生于新中国成立以后。
这表明了大型的军事战争画作为历史画的一部分，与已经发生的军事历史和重大战役相比，具有一定的滞后性。这种滞后性不仅表现在军事画的创作需要有一定的人才、资金、艺术水平，更重要的是需要对历史进行沉淀和反思，没有对历史的反思和认识，也就是说没有一定的历史观和战争观，是不能很好地进行军事题材的艺术创作的。而战争期间的美术创作，带有很大的急切的宣传性质，是对军队和人民的战时动员，更多的是鼓舞人民和士兵，激发全民的战争意志。这一点在不同国家和民族中都是相同的。
重写历史
作为纪念性艺术的新中国战争艺术（1949―1978）
有关朝鲜战争的绘画当时就有很多，主要是各种宣传画，这些宣传画部分受到了前苏联卫国战争时期宣传画的影响。国内有许多艺术家直接参加了朝鲜战争，并且画了许多战地速写。在新中国的美术史上，朝鲜战争的题材一直是仅次于抗日战争的重要绘画题材，在50年代的创作高峰以后，在60年代、80年代、90年代持续吸引了艺术家作为重要的创作题材。
20世纪新中国美术的主旋律可以表现为“人民是创造历史的主人”、“劳动建设新社会”以及“多样化的精神需求与现代社会价值的探索”等若干个不同历史时期的主题。但无论在新中国历史的任何阶段，反映上述主题的中国美术，都与新中国的社会变革和社会进步息息相关，艺术家始终具有鲜明的现实意识，以关注现实、关注人生的艺术观念进行创作，从而涌现了大批饱含时代精神的作品。而“人民”则成为新中国美术的主体，不仅人民的生活与命运成为新中国美术的主要表现题材，而且中国的艺术家将艺术自觉地置于人民的需求与视野中，使艺术成为人民日常精神生活的主要部分，这也是20世纪新中国美术的重要特征。
1951年正式动工的北京人民英雄纪念碑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纪念性艺术的形式大规模地反映20世纪中国战争与人民革命的历史叙事。
回归生活：
改革开放以来的战争艺术（1979―2009）
1979年以来的中国社会是近现代中国历史上发展最为迅速、变化最为巨大的一个重要时期，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对外开放与改革，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社会的结构与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也对中国艺术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至此，中国当代美术走出了相对封闭的传统体制，在一个更为开阔的文化视野中展开了新时期中国美术的创作潮流，涌现了许多在思想内涵与形式语言上都锐意求新、反映时代进步的优秀作品。这些作品既是中国社会进步与变化的历史见证，更是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在新时期的创造性的延伸，它们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文化价值与人文精神的物质载体，具有很高的社会、历史、文化价值。1980年代，中国艺术进入了一个日渐开放和活跃的时期。从政治性的主题争论到对艺术自身的规律认识，使艺术家从僵化的束缚状态中走出来，中国社会再次面临启蒙与民主的普及。
90年代后期，中国美术逐渐疏离了有关人民和集体的宏大叙事，转向更为日常化、生活化的图像表达。在当代艺术的发展过程中，青年一代画家不再关注大型的战争绘画，这是因为社会经济发展的迅速，物质生活的改变成为民众关注的重心，个人的利益诉求和表达，公民积极参与社会改革成为时代的主旋律。有关艺术家创作中的个人性，以及当代艺术对于个体经验和价值观的重视，使得战争美术创作中的“人民性”在90年代后期发生了具有意义的变化。首先，在当代艺术的创作中，大场面、多人物的主题性美术创作特别是革命历史画和军事题材画的创作很少，对于青年画家，战争似乎已是很遥远的回忆。即使有一些画家选用军事题材和形象，也不是传统的正面歌颂，而是具有多种文化解读意义的图像挪用。例如，在当代青年艺术家的作品中，有关军事的题材和形象往往表现为一种解构性的幽默形象，体现为对传统的崇高理想和革命英雄主义价值观的怀疑和疏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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