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多数外国文学工作者热衷于介绍和研究西方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的时候，有一些人开始翻译，评介和研究西方20世纪的现代主义文学。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在我国，西方20世纪的现代主义文学一直被斥为“颓废文学”，禁止在大学课堂上讲授，出版发行更为鲜见。因此，除极少数专家对这一段文学有所了解外，大多数外国文学工作者对此可以说是一无所知，只听说那是“颓废文学”。突然间，一些所谓“颓废文学”的作品见诸国内的文学刊物，出版社也争先出版这类作品。更有甚者，有人著文介绍现代主义文学，说它早已取代19世纪的现实主义文学，成为了西方的主流文学，一些作品已被奉为经典。现代主义文学大举进入中国，并得到一些人的赞扬，引起了坚持正统文学观念的人的警惕。他们为维护现实主义文学的正宗地位，抵制所谓“资本主义没落时期”文学潮流对社会主义文学阵地的侵蚀，纷纷批判现代主义文学。于是，一场有关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争论在外国文学界轰轰烈烈地展开，在全国性的外国文学会议上，现实主义的维护者和现代主义的推崇者常常唇枪舌剑，争得面红耳赤。
正当这场争论进行的如火如荼的时候，《译林》杂志横空出世，专门刊登外国文学作品，而且是在国外特别是在英美被列入畅销书的作品。这些作品既不是传统的现实主义作品，也不是正在中国流行的现代主义作品，而是以侦探、传奇、言情、黑幕等为题材的作品，用专业术语来指称就是“通俗文学”。老实说，我们这些新中国成立以后上大学学习外国文学的人，从未接触过在国外流行的“通俗文学”，充其量只听说过这个名称。而且根据我们所接受的教育，认为“通俗文学”是一种追求商业利益，迎合低级趣味的文学，很庸俗，难登大雅之堂。因此，当得知新创刊的《译林》杂志专门刊登这类翻译作品时，像我们这样的人就感到难以接受，在外国文学界的老前辈中，有不少人甚至对《译林》的编辑方针提出了质疑。记得当时还健在的国内知名外国文学专家戈宝权先生在为《译林》杂志创刊号撰写的文章中，提出了“打开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的说法，这一提法就遭到了一些人的反对，他们说“打开窗户进来的，不仅有空气，还有苍蝇和蚊子”。一时《译林》杂志的办刊方向成了外国文学界热议的一个话题，其间持反对立场者不在少数。所以说，《译林》杂志是在逆境中诞生的。但是，正因为它创刊伊始就遇到不小的阻碍，在挫折中经受锻炼，反而能茁壮成长。上世纪70年代末是中国由封闭到开放的转折时期，新旧交替，有人对开放抱有疑虑，有人敢于突破旧思想，旧观念，走革新之路，要在这两者之间作出抉择不仅需要勇气，更需要视野和智慧。我十分敬佩的是，《译林》杂志的创办人正是在这种由封闭转折到开放的时代背景下勇敢地担当起革新的角色，他们排除各种困难，在外国文学这块小小的领域，为扭转封闭，走向开放，做了一件实实在在的事情。
《译林》杂志成功了，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发行量急剧上升，成为上世纪80年代最受欢迎的专门介绍外国文学作品的杂志之一。
先有《译林》杂志的兴旺发达，后有译林出版社的异军突起。现在译林出版社已经是可以与国内任何一家出版社比肩的文学出版社，它既出群众喜闻乐见的通俗文学作品，也出经典文学名著；既出文学作品，也出研究外国文学的学术专著。要特别提出的是，它既出赚钱的书，也出可能不赚钱但有学术价值的书。译林出版社真的做到了“打开窗户”，让中国读者有可能见识和享受外国文学中的优秀作品；与此同时，它还全力支持和鼓励对外国文学的学术研究。在这一点上，我也有切身体验。
上世纪90年代末我申请的《德国文学史》（五卷本）项目获得全国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的批准，并被列为国家重点项目。这是一部共五卷本约250万字的学术著作。时下，出版社大多以赢利为目的，不愿意出版不赚钱的书。我们这部《德国文学史》显然不会给出版社带来多少利润，甚至还可能让他们赔钱。我曾经与国内一家历史悠久的文学出版社联系，就是以上述这个理由遭到拒绝。然而，译林出版社是一个例外。一次偶然的机会，我遇到时任译林出版社社长的章祖德先生，当他得知我主持的这个项目是国家重点项目时，主动表示译林出版社可以承担项目成果的出版工作。他的善意让我十分感动，不仅因为我们这部《德国文学史》的出版问题有了着落，更主要的是，让我看到了在当前一切都围绕经济利益运转的时代潮流中，仍然有像译林出版社这样的为繁荣我国文化事业，推动我国外国文学研究，不计经济利益，而是把学术价值放在首位的文化单位。现在我们的五卷本《德国文学史》已经面世。
译林出版社已经走过20年的历程，如果算上《译林》杂志，那就有30年的历史。这30年是我们国家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30年，也是译林出版社不断进步，不断发展，不断变化，并为我国的出版事业做出开创性贡献的3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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