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夏天，16岁的刘绍棠写出一篇短篇小说――《青枝绿叶》，后寄到《中国青年报》。为发表这篇作品，《中国青年报》除编辑外，还约请了已在创作上有成绩的作家给予具体指导。这些作家里，就有以擅写农村生活知名的康濯。由此，他们建立起亲密的师生之谊。
一
《青枝绿叶》初稿经康濯等作家提出建议，修订后发表于当年9月的《中国青年报》上。由于作品生动反映当时农村的新气象、新人物，引起各界的广泛关注。除被《新华月报》“文艺”版转载外，还被编进1953年的高中语文教材第三册，产生了持久的影响。后来刘绍棠出版的第一本小说集便以《青枝绿叶》命名。
1952年之后的五年时间，刘绍棠与康濯彼此间有相当密切的接触。刘绍棠经常到康濯家里去，“穿堂入室，情同家人”。在文学创作方面，康濯也给了刘绍棠许多直接的指导。在此前一年，刘绍棠的短篇小说《修水库》，发表在孙犁主编的《天津日报》“文艺”周刊上，他对孙犁作品也颇为喜欢，但两地相隔，当时并没有机会见面。康濯与孙犁是多年相知的好友，便常常指导刘绍棠向孙犁作品学习。刘绍棠后来被列为孙犁开创的“荷花淀”派的一员，与此有很大关联。
《青枝绿叶》成功之后，刘绍棠又写出许多中短篇小说。这些作品，他也常常交康濯给予指导。1954年，刘绍棠写出一篇名为《中秋节》的短篇小说。小说在《河北文艺》上发表之后，受到诗人，河北文联秘书长远千里的极好评价。由于此，刘绍棠便将该小说展开，一口气写成一部六万多字的中篇小说《运河的桨声》。小说的初稿，他就交放在康濯那里。
刘绍棠此时刚入北京大学。不久，他到东总布胡同的中国作协参加座谈会。会后，康濯留下刘绍棠，详细谈他对《运河的桨声》的意见。这谈话的倾心程度，从时间上便可看出：吃过晚饭，一谈就到了夜深。刘绍棠没法回学校了，便住在康濯家。当时康濯家仅两间房，一间刘绍棠住，另一间挤了康濯一家数口。
听取了康濯的意见，刘绍棠将稿子抱回北京大学。在未名湖畔，在图书馆里，对稿子进行了全面的修改。这次修改，不仅增加了四万多字篇幅，人物也丰满了许多，内容也更为充实。小说出版后，产生了很大影响。从《运河的桨声》里可以看出，刘绍棠对社会生活的认识更为深刻，文字表现能力也有了很大提高。这内中，自然也包含着康濯无私而真诚的相助。
不久，刘绍棠又写出了《运河的桨声》的姊妹篇《夏天》。这两部作品显示了刘绍棠思想及艺术日趋成熟，所以在1956年时，由康濯和秦兆阳两人介绍，刘绍棠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当年仅20岁的他，成了当时最年轻的会员。由此当然可以显示康濯对他的看重。
刘绍棠曾经写过一部非农村题材的作品《西苑草》。这篇小说也得到过康濯的关注。那是刘绍棠加入中国作协后不久，创作欲望正高，他当时的所有作品都是写农村生活的。这一次，他想有所变化，便产生了写一写大学生活的念头。当时他甚至与上海文艺出版社签定了合同。出版社希望他将此作品写到十万字以上，以便出一本篇幅像样的书。
当年8月，刘绍棠在家乡的瓜棚下，一口气写出四章，计一万多字。但回过头一看，觉得把握不大，便将稿子送给康濯，希望听取他的意见。
康濯读了这篇稿子后，没有提出具体意见。但从长远考虑，他建议刘绍棠不必写这种题材，觉得还是坚持自己原来熟悉的农村题材好些。刘绍棠一听，便马上停了下来，回去写他的长篇小说《金色的运河》去了。
但康濯并没有否定这篇初稿，一天，秦兆阳到他那串门时，他便将它交秦兆阳看看。秦兆阳一眼看中，他说不必延展伸长了，只须补写一章作结尾，成一个短篇小说。当时秦兆阳在《人民文学》任副主编，他希望能在该刊物上发表。这篇小说虽然最终未能在《人民文学》杂志刊出，而在第二年4月浙江《东海》杂志发表，但刘绍棠对康濯意见的重视，康濯对刘绍棠的真诚关切，于此表达得再清楚不过了。
二
在中国，文艺活动与政治紧密联系，使得文艺界人士命运常常意想不到地逆转。1957年开始的全国“反右”运动，也使得刘绍棠与康濯的关系受到重大波折。
由于年轻，创作势头又极盛，刘绍棠便有了相当的自信。在各种文学座谈会议上，他乐于参加并常常发言。1957年，受“大鸣大放”风潮鼓荡，刘绍棠先后写出并发表了《现实主义在社会主义时代的发展》和对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15周年纪念的《我对当前文艺问题的一些浅见》等文章。前一篇文章，作者批评了当时文艺创作中的教条主义；后一文中，刘绍棠对文学普及与提高的关系等问题，发表了有建设性的看法……这一系列活动，终于使刘绍棠以21岁年龄，成了全国著名的大右派。
在各类批判文章里，郭沫若、周扬等人都点名批评了刘绍棠；茅盾、周立波等人还写出专文对刘绍棠进行批判。1957年19期《文艺报》上，刊登出康濯以“写给刘绍棠”（原文后面有“同志”二字，发表时被编辑删去。文中“右倾思想”也统为编辑改为“右派思想”）为副题的长文：《党和人民不许你走死路》。这在当时的气氛中，似乎也并不多么意外。
康濯的批判文章，与其他许多文章相比，并不特别严厉。可从熟悉刘绍棠创作情况这一角度看，注意的点却更为细致。例如指出刘绍棠新发表的《田野落霞》、《西苑草》等作品：“又更急转直下和出人意料地追求着没落和虚无的意境，欣赏着对于所谓生活阴暗面的揭露，发展着不健康的甚至是歇斯底里的曲调，以及违反生活真实的小资产阶级的情怀……”
对刘绍棠的文艺观点，康濯指出：“你有没有认识到象你这样的资产阶级思想，恰恰是比教条主义危害更要严重无比，因而也恰恰是阻挡我们文学繁荣的主要障碍？”他最后大声喝呼：“已经是清醒的时候了，刘绍棠！”
写这篇文章时，刘绍棠与康濯其实才只有一个多月没有见面。然而这短短的一个多月，用康濯在文章开头的一句话：“最近这些短短的日子，在我们每个人的政治年龄上，怕都会要刻下十道八道重要的年轮。”当时政治风云的变幻，斗争的激烈程度，必定会给许多个人的友谊，带来意想不到的结果。康濯这不意间流露出的几句话，体会起来，真有些惊心动魄。
尽管一个来月，就可能在政治年龄上，“刻下十道八道重要的年轮”，但人之感情，却很难随之而十道八道地转换或变异。虽然写了批评刘绍棠的长文，但之后在团中央礼堂开的几次批判大会上，身为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创作委员会主任的康濯作为中国作协代表都参加了，却不愿再发言。推辞就是没有新材料可讲。这种情形，也为刘绍棠亲眼目睹。批判会的休息中间，康濯在礼堂外徘徊，见到刘绍棠，还在众目睽睽之下，递给他一支香烟。虽然默默相对，难言一语，但此时情景，真正难于用笔墨、语言形容。
从此以后的二十年，康濯便与刘绍棠之间毫无音讯。但在康濯跟前提到刘绍棠这个大“右派”的，倒大有人在。康濯在文学道路上大力帮助过刘绍棠，这一点很多人都知道。所以，只要有人提到刘绍棠的名字，康濯就会感到周围人们用特别的眼光看他。有些熟人也用言语表示一点同情，对康濯说：也难怪，了解一个人很不容易。有的话便不这样客气，“真是白费劲！上当，受骗。”这大约可以算是他们之间的一点联系吧！
三
“文革”终于结束，过往的一切正步入正轨。经历了当年及以后的磨难，刘绍棠对人生的认识和体悟更为深切。虽然已过“不惑”之年，但他意气风发，如一艘顺风扬帆的船高速行驶。他的新创小说在全国各大报刊杂志遍地开花；连二十年前的旧作，也有出版社催促印行。1980年初，河北人民出版社提出要印他当年的中篇名作《运河的桨声》，并想将其姊妹篇《夏天》合册出版。新版的序言，刘绍棠首先想到了康濯。
这二十年间，康濯虽较刘绍棠平顺，但七七八八的波折，也使他对旧有的一套有了深刻教训。“文革”结束不久，他便与刘绍棠相见了。当时刘绍棠正向上级申请改正当年错划问题，向康濯征求意见。还想附上康濯当年的批判文章，作为自己错误性质的证明。后来虽没有用上什么证明，但可以说成了新时期两人友谊延续的起始。
当时康濯在湖南省文联任职。接到刘绍棠求序的来信，他当然有许多的感慨。所以，在序言前面，在还未谈及刘绍棠作品艺术特色时，先“首先考虑的是关于自己和刘绍棠同志及其作品的关系”。
在这篇带着浓厚情感的序言里，康濯细致地回顾了他与刘绍棠当年文学上的交往及友情；对1957年自己写的《党和人民不许你走死路》的批判文字：“对此我感到也应向绍棠同志公开道歉。”
当年的批判文章中，康濯认为刘绍棠“在生活磨炼上却没有享受到象我这一辈人的幸福，更和我一样没有享受到我们的前辈和其他历尽艰辛的人们的幸福。”但现在，他却又体会到自己历经的思想和生活折磨，“远不能同绍棠二十来年和家乡群众一起备尝‘多灾多难’，并共同战斗以争取胜利相比拟。”非正常时代的波折，常常使人有远超过平常时代的生命感悟。康濯的认识，的确也是一个思考生活者触动灵魂的告白。
谈到刘绍棠当年的作品，他生动地作了这样的比喻：“如果说刘绍棠十五、六岁开始写的那一批最早的短篇小说可以比做早晨的露珠那样，则他早期这两个中篇似可比做破晓的彩霞。”爱惜、珍视的心情跃然纸上。后来，这篇序言便以《破晓的彩霞》命名。
读到康濯的序言，刘绍棠也禁不住真诚表白：“二十多年来，我对康濯同志只有深深负疚，并无丝毫的埋怨。”因为“学生有罪，祸及老师，康濯同志也为我所株连。”对于康濯为当年写文章事的道歉，刘绍棠在书的后记中说：“然而，想不到这却是康濯同志多年的一大隐痛。事隔二十多年后，师生久别重逢，康濯同志竟一再向我表示痛心；现在，又在这篇序言里，更加苛责自己。这使我深感不安，也使我无比感动，因而越发引起我对他的崇敬。”至此，刘绍棠与康濯之间的友谊，得以加深；彼此间的情感，获得了明亮的升华。
生活必然会丰富人生，时间更助益感悟生命。经历了真诚无私的相助，经过意外又身不由己地批判，再经过长长二十年不通音问的时间洗涤，刘绍棠与康濯，精神在另一个层面上相合了。这一切，是生活友谊的一种表现，虽然并非是正常的友谊，是特别的友谊。不过友谊的联结，更饱含了磨难的体会，时间的空格和充实，因而是特殊而非同寻常的。在刘绍棠和康濯，这一点，是以值得咀嚼的人生经历来予以演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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