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6月21日，对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严宏昌来说，不过是极平常极平常的一天。因为这天，和以往的无数个日子一样，他正领着来自苏、鲁、冀、浙、皖五省二三百个农民弟兄，忙碌在凤阳县轧花厂打包车间的建筑工地上。那是已经61岁的万里“空降”安徽，可以说，受命于危难之时！
持续了十年之久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将中国折腾得不成样子。尽管，著名艺术家常香玉用她那河南梆子特有的高亢豪迈的唱腔，把亿万人民的喜悦之情挥洒得淋漓尽致：“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但是，整个中国的国民经济已经濒临崩溃。这时万里刚被解放出来，原是派往湖北省工作，临行前他去看望邓小平，向老首长辞行。邓小平虽处于半解放状态，尚未公开露面，却已可以自由行动。他听万里说要去湖北，迟疑了一下，说：“你不要着急走，再等一两天。”邓小平随即向华国锋、叶剑英建议，安徽这个“老大难”要有个得力的干部去。于是，万里转而来了安徽。
当时的安徽死水一潭。全国各地都在清查与“四人帮”篡党夺权有牵连的人和事，而唯独安徽不但不放手发动群众揭批“四人帮”，还在捂盖子，一捂，就是八个月。作为十年浩劫的重灾区，“四人帮”在安徽的代理人基本没有被触动。
万里到达合肥的第二天，顾不得旅途的劳累，就召开了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传达了中央《关于解决安徽领导班子问题》的指示，果断地改组了安徽省的领导班子。紧接着，他就快刀斩乱麻，对那些派性严重而又不肯悔改的领导干部和造反派头头，该调的调，该撤的撤，该抓的抓，不姑息，不迁就；同时为在“文革”期间受到打击迫害的干部群众平反昭雪，并及时将那些根本没有问题却被“靠边”和仍关在“牛棚”的干部解放出来，迅速充实到各级领导班子中去。
这果断而有力的一套“组合拳”，很快将死气沉沉的安徽打出一片新天地。
可是，万里没有想到，就在他大刀阔斧拨乱反正的时候，合肥的大街上竟贴满了群众渴望改变农村面貌的大字报；与此同时，许多县市紧急要求调拨粮食的报告，接连不断地送上来，反映逃荒要饭的人之多，事态之急，火烧眉毛！
万里这才发现：安徽省的经济问题远比政治问题还要严重。于是，他亲自下去做了一次认真的农村调查。
历时二十多天的这次调查，万里指定王光宇和他一道。王光宇在新的安徽省委的班子中，算是一个老资格的农业书记了。早在1954年，王光宇就是安徽省委的农工部长，一年后升为负责农口的副省长；1957年便出任分管农业工作的省委书记处书记，就是说，十多年来他一直就是安徽省委领导班子中主抓农业的负责人。
万里的出行很简单：他和王光宇各带一辆小车，除去驾驶员、警卫员就只有秘书。为了对安徽的农村工作有一个初步的了解，他把王光宇请到自己车上，让自己的秘书坐王光宇的车。从淮北到皖中，再到江南，事先不打招呼，说走就走，随时可停；每到一地，一竿子插到村，访到户。前后跑了二十多个市县，他一不开会，二不作任何指示，只是看，只是听，只是问。他把全省大部分地区都跑到了，结果是，越看越听越问心情越沉重，回忆起这次农村调查，万里说了一句十分感伤的话：
“我这个长期在城市工作的人，虽然不能说对农村的贫困毫无所闻，但是到农村一具体接触，还是非常刺激。我们有些人瞎指挥，什么都管，就是不管农民的死活。三年困难时期饿死那么多人，教训很惨重，但是我们没有很好地总结。”
在定远县卢桥，万里看到一个上身没有内衣只穿了件空心棉袄、腰间系着条旧布带的青年农民，挑着一副担子，走累了，正在路边休息，就走上去同他拉起呱来。万里问他有什么要求，他拍拍肚皮说：“没有别的要求，能填饱肚子就行。”万里说，这个要求太低了，问他还有什么要求？这位农民又打开袄襟拍拍肚皮说：“里面少装点儿山芋(红薯)干子！”
万里听罢，良久无语。
在农民住的茅草棚里，他看到床上铺的是破芦苇，盖的是烂棉絮，一根绳子就把全家人的衣服挂齐了；他闻到锅中用胡萝卜、缨子和着地瓜煮成的黑糊糊的饭，已经发出了难闻的气味。
万里早就听说安徽有个以讨饭闻名的花鼓之乡凤阳县，它在安徽贫困落后的地区中有一定的代表性。万里就把这个县作为他的一个重要的调研点。在凤阳县的铁路沿线，他亲眼看到蓬头垢面拖儿带女的农民，成群结队在同拦截他们的干部“玩”着“老鼠和猫的游戏”，争先恐后地扒车外流，他忍不住对当地领导发了火：“不要再念紧箍咒，再割‘资本主义尾巴’了！禁止人家出去要饭，你们总也要想想办法让大家吃饱饭呀！”
对凤阳农民外出讨饭的问题，有人说：“这里的农民有讨饭的习惯。”
万里听了，气愤地说：“讲这种话，立场站到哪里去了，是什么感情？我没听说过，讨饭还有什么习惯！我们的农民是勤劳的，是能吃苦的，是要脸面的，我就不相信有粮食吃，有饺子吃，谁还愿意去讨饭！种粮食的农民饿肚子，这说明我们的政策不对头！”
最让万里心惊的还是金寨之行。这年11月上旬，万里前往革命老区大别山调查。大山里的金寨县燕子河公社车子进不去，万里只得下车请当地的干部带路，徒步上山。途中，他来到一户低矮残破的茅屋，因为屋内过于黑暗，进去了好一会儿才发现，在锅灶旁的一堆柴草里坐着一位老人和两个姑娘。他热情地上前问道：“老人家，八点多钟了，你怎么还坐在柴草里，不上工？”老人却依然坐着，一动没动。当地干部挂不住脸，斥责老人：“你这个老东西，省委万书记来了，问你呢，怎么不说话？”老人这才抬起头，傻傻地望着万里，突然往起一站。
万里一下惊呆了：原来老人一丝不挂，光着屁股，没穿裤子。
万里忙招呼老人蹲回到柴草里去，同时尴尬地责问旁边的两个姑娘：
“你两个小姑娘怎么也蹲在那里呢？”
两个十七八岁的大姑娘，只是用羞涩好奇的眼光望着万里，身子却一动不动。
这时，当地的干部意识到了，忙小声地插话：“万书记，两个娃也没裤子穿啊。山里风寒，躲在柴草里，是为取暖。”
万里再也看不下去，慌忙转身出门。他站在阴冷的山风里，好一会才让自己平静下来。
来到又一户时，看上去也是家徒四壁，门窗都是土坯的，见不到一件木器家具。屋中央，坐着一位衣着破烂的中年妇女，万里便询问她家的情况：“你家几口人呀？”
中年妇女回话说：“五口，夫妻俩，带三个孩子。”
“爱人呢？”万里问。妇女说：“干活去了。”“那三个孩子呢？”“都出去玩了。”
万里说：“请你把他们喊回来，让我看看。”
对方面有难色，不肯出门去找。
万里有些奇怪。在他再三催促下，中年妇女这才径直向锅灶走过去，然后无可奈何地揭起锅盖。
万里发现：三个赤身裸体的孩子，都缩在灶膛里！原来烧过饭的锅灶，这时尚有余热，三个没有衣服穿的孩子正好挤在里面御寒。
万里走出这家茅屋后，已是泪流满面。
他再也坐不住了。回到合肥后，当即主持召开了全省各市县书记会议，他同大家作了一次推心置腹的讲话，他首先谈到自己在金寨县农村调查的感受。他是动了感情的，说：“大别山革命老区的人民，为我们的解放事业作出了那么大的贡献，当年，老娘送儿子，媳妇送丈夫，弟弟送哥哥，参军参战，前仆后继；一个当时只有二十多万人的金寨县，当红军、牺牲掉的，就有十万人！没有他们，哪有我们的国家？哪有我们的今天？可是，解放以后，我们搞了那么多年建设，老区的老百姓还是衣不遮体、食不果腹，十七八岁的姑娘连裤子也穿不上！我们有何颜面面对江东父老，问心有愧啊！中国的革命是从农村起家的，是农民支持了我们；但是进了城，我们有些人就把农民这个母亲给忘了，忘了娘了，忘了本了！”
他说，他不能容忍一个农业大省的农民连自己的肚子也填不饱。这不对头。这就有了问题。这问题已刻不容缓。“首先得想办法让农民有饭吃！否则，连肚子也吃不饱，一切无从谈起。”
与此同时，他又召开了省委常委会议，他沉痛地说：“原来农民的生活水平这么低啊，吃不饱，穿不暖，住的又是房子不像个房子啊！我真没料到，解放二十多年了，不少农村还这么穷！我不能不问自己，这是什么原因？这能算社会主义吗？……”
他声音有些哽咽，几次竟说不下去。
“我们必须改弦更张，”他坚定地说，“我们要用新的政策、新的办法来调动农民的积极性。”
这些话，在今天听来其实很平常，可在当时，他提出“必须改弦更张”，却让在座的这些常委们惊心动魄、热血沸腾。
就这样，经过了几上几下，安徽省委正式出台了一个《六条》规定，下发到全省。
以万里当时的地位，显然还没有权力决定这些大政方针，他却以改革的名义，以大义凛然敢救苍生于水火的气魄与远见卓识，义无反顾地“正本清源”，冲锋陷阵，要杀出一条血路！
安徽省委《六条》强调生产队必须有自己的自主权，要建立起农村生产责任制，甚至允许生产队下面组织作业组，且允许责任到人，并鼓励农民经营自留地和家庭副业，等等。这些现在看来再平常不过的事情，在当时，已是石破天惊！因为它的许多规定分明触犯了神圣不可动摇的“天条”。在粉碎“四人帮”后仍处于迷茫徘徊的中国，它无疑是第一份突破“左”倾禁区的有关农业政策的开拓性文件；从而有力地揭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伟大序幕！
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也才有了小岗村的故事。
（本文摘自《小岗村的故事》，陈桂棣、春桃著，华文出版社2009年9月第一版，定价：3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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