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顶峰，在最高处独自享受着孤独

列维-斯特劳斯

　　世界著名的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已于今年10月30日逝世，享年100岁。用“著名”来称赞这位具有传奇色彩的学者，似乎已经名不副

其实，这位出生于1908年11月28日的法国老人，似乎已经被世人遗忘了，他实在太老了。如果考虑到20世纪欧洲大陆特别是法国哲学思潮的主流倾向，是“从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那么当下法国人文社会科学界的学者们，几乎都可以说是他的徒子徒孙。列维-斯特劳斯90岁生日的时候，巴黎各大报刊媒体用各种最美好的词语向这位老寿星祝贺生日。而在去年，老人99岁生日时，编辑们实在想不出更好的语言，只好朴素地说：“生日快乐！”

我注意到一个细节，老人离世的消息是由他的儿子在逝者下葬后对外公布的，那一天是11月3日。也就是说，如果亲属愿意，噩耗能保密更长的时间，这在媒介如此发达的当今世界，也算是个奇迹。

能得出什么结论呢？即使是世界级的学术大师，也有清冷的时候，而迈克尔・杰克逊离世的消息，几乎一秒钟都没有耽搁。

但是这样的“遗忘”，却是逝者崇高的标志。有时候，沉默无言不是由于无话可说，而是想说的太多，不知道从何说起。但我想说的是，抽象的学术，和诱人的歌声，完全是两样东西，它们不具有可比性。

人类心智的一个明显弱点，就是容易被“鸣锣开道”所诱惑，之后，闪亮登场的人物，似乎会显得高大起来。在我们这个可以用高科技包装的时代，“鸣锣开道”早就算“小儿科”了。我想说的是，在提到列维-斯特劳斯这样的大师时，人们头脑中会下意识地跳出那些具有“鸣锣开道”意味的词语，而普通人会为这些赞美的词语感叹一番――我相信从列维-斯特劳斯逝世后一周，或者半个月，最多一个月内，他又将“被遗忘”，除了他那些安静地躺在图书馆里的著作――这段话的大意，是另一个大师级的法国哲学家雅克・德里达逝世前，对采访他的记者说的，他预言人们将在他离世后几个月内将他彻底遗忘，除了他那几十本“世界上只有不到三十人”能真正读懂的著作。

是啊，人类更容易获得感官的激动，这才有迈克尔・杰克逊头上巨大的光环。

列维-斯特劳斯和萨特的时代，或者更早些，18世纪伏尔泰和卢梭所处的知识分子早期时代，是产生大师的时代。到了21世纪，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大师的时代”行将终结，甚至还有一本流行西方的书，名字叫《知识分子还存在吗？》。

这样看来，列维-斯特劳斯之珍贵，无以复加，说他是最后一位20世纪意义上的世界级学术大师，没有丝毫夸张。

但是，实际上，我们还没有开始读他的书――这对国内绝大多数读者来说，肯定是一个事实。学术的入口处确实令人畏惧，但如果以上的渲染足以唤起你的好奇心，那以下不妨让我们尝试开始进入列维-斯特劳斯之“结构主义人类学”的门口，这样的机会确实不多，看看这次能否令我们泄气。

萨特的终生伴侣、西方女权主义“之母”波伏瓦曾在《现代》杂志上把列维-斯特劳斯捧上了天，但此后有些迷恋《第二性》的女读者对列维-斯特劳斯非常不满，因为他在《亲属关系的基本结构》中断言男人互相交换女人。列维-斯特劳斯俏皮地回应，“如果我说是女人相互交换男人，女权主义者就能满意的话，那么丝毫不会改变理论，只需用负号代替正号就行了，一切如故。”

玩笑归玩笑，现代人类学圣殿的入口处，就像地狱的入口处一样，在这里，胆怯和犹豫，毫无用处。一个崭新的思路，就像雷鸣暴雨之前的闪电，瞬间击中了当年的列维-斯特劳斯――现代人类学诞生的理论密码，就在于“乱伦禁忌”。

在探讨原始部落的亲缘关系时，列维-斯特劳斯发现无论亲属关系如何变化，总是按照一个基本规则“分配男人与女人的关系”，这个规则，就是“乱伦禁忌”，也就是说，在亲属结构中，婚姻可以交叉式地（或者间接地、外部地、横向地）发生在表兄妹之间或陌生男女之间，但是绝对不可以垂直地或直接地发生在亲兄妹之间或者父母与子女之间。在列维-斯特劳斯看来，正是人群中这一最早的交换原则，使人类社会得以诞生，因为正是在配偶关系的基础上，派生出亲属关系，进而建立起复杂的社会关系。在这里，婚姻关系成为按照“乱伦禁忌”规则进行交易的对象：“乱伦禁忌”是一种自发选择的结果，在不同人种中都是如此，因此是普遍的、自然的。但是它同时也确实是一种规范，因而又是社会的、文化的。

列维-斯特劳斯这个发现的伟大意义，就在于它走到西方传统学术思路之外的一条岔路。传统思路，是把自然与文化对立起来，可是“乱伦禁忌”现象，却是自然与文化的融合，它同时是这两者，它消解了自然与文化对立的假设：既没有纯粹自然的东西，也没有纯粹文化的东西，自然与文化相互隐含，否则，就没有人类和人的文明。

“乱伦禁忌”是文化的黎明，它的丰富内容并不是在禁忌中消耗殆尽的，它的精髓，是建立起一种交换关系，无论是男人交换女人，还是女人交换男人，只是对同一种现象的不同说法，换汤不换药。更为重要的，还要记住，这条基本规则的本质，并不在于禁止，而在于开放。就像列维-斯特劳斯说的，与其说乱伦禁忌是一个禁止与母亲、姐妹或女儿结为配偶的规则，不如说是一个被迫把母亲、姐妹和女儿奉献给他人的规则，这是一个“捐赠”的规则。

“乱伦禁忌”与用金钱换亲没有任何关系，女人可以用钱换来，但是不可以乱伦的规则绝对不得违反。为了这个规则，一方面，你娶了人家的女人；另方面，你家的女人，就得奉献出去，给人家的男人当老婆。

就这样，从这里开始，从早期的亲缘社会过渡到完全向陌生者开放的现代社会，展开了社会的丰富性。

让我简单回顾一下当代杰出的几位法国思想家离世时在中国的境遇：1980年，萨特逝世。不久，中国知识分子中掀起了“萨特热”，几乎酿成中国的新思潮。随后，批判声响起。但是，21世纪后的“以人为本”默默地为萨特平了反――尽管平不平反，萨特已经一点儿也不在乎。萨特只比列维-斯特劳斯年长3岁，但是整个80年代，在中国，除了“象牙塔”里的几个学者，几乎没有人知道列维-斯特劳斯是谁。

1984年，福柯逝世，与列维-斯特劳斯当时在中国的命运一样，在当时中国，除了几个人，没有人知道谁是福柯。但绝对出乎意料的是，1990年代后期开始尤其是新世纪以来，福柯的名声在中国青年学子中如日中天，我的单位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的年轻学者们，几乎不在文章中引几句福柯，就好像没有学术水平，况且他们的专业还是研究马克思主义。已逝知名作家王小波的夫人、社会学所李银河关于性和婚姻的研究，近年在国内影响甚大，她的理论灵感中的重要资源，也来自福柯；1995年，德勒兹逝世，但他在中国的知名度，也是近几年的事情了，尤其是中国搞电影理论和文学艺术（特别是摄影、建筑、雕塑、绘画）的年轻人，简直对德勒兹如醉如痴，其原因，大约也与福柯曾经说过的一句戏言有关，这位德勒兹的亲密朋友断言：21世纪是德勒兹的世纪；还有2004年逝世的德里达，这位在后现代主义和女权主义者中间有世界名声的法国哲学家，尽管其理论十分晦涩，在当下中国，绝对不缺少“学术追星族”；最后一位，是2007年辞世的波德里亚，一个专门研究网络和消费社会的法国哲学家，时下在中国学界同样非常有市场。那年国内某刊物采访我，让我对波德里亚逝世发表看法，记得我当时说，他的逝世，标志着他那一代思想大师整体离去，他是最后一位。现在看来，我当时显然忘记了他的老师辈儿的列维-斯特劳斯。

是的，列维-斯特劳斯真是太老了，他在顶峰，在最高处独自享受着孤独。

当然，我忘记提到名声决不次于以上各位的拉康（1981年逝世），他是精神分析哲学家；还有利奥塔尔（1998年逝世），他是“后现代主义者”；还有已逝的、同样享誉20世纪世界学术界的阿尔杜塞――“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罗兰・巴特――结构主义符号学文学批评家，梅洛・庞蒂与列维那斯――现象学家……

刚开始，我本想只列举几位，但是，心太慈，因为还有其他大师地位一点不差。可是，现在我突然发现，必须停笔了，否则文章就成了名单表了――这是一件令我们深思与困惑的现象，论人口和国土面积，法兰西只相当于中国一个中等规模的省份，但思想大师的数量远远地……比我们多。

为什么呢？我们可以靠行政命令，办一件世界规模的大事，因为我们人多；但是，唯有思想大师这件事儿，是命令不出来的，大师要有大师的土壤。

不知为什么，我突然想到写了《论法的精神》的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让我引一段他的话作为结语，不用分析评论，因为他的意思非常清楚：

“我首先是人，然后，才是法国人。或者，作为人我是必然的，而作为法国人，我是偶然的。如果某件事对我是有利的，而对我家庭是有害的，我就在精神中排除它；如果事情只利于我的家庭，而不利于法国，我就设法忘记它；如果事情只利于我的国家而不利于欧洲，或者有利于欧洲而不利于人类，我就视它为犯罪。”

我认为这样的精神境界，才是出大师的文化土壤。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