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又有幸读到周先生的《红袖添香婉约词》(花山文艺出版社)和《豪放词典评》(辽宁教育出版社)。这是周先生继《宋词》、《宋百家词选》、《金元明清词》等著作之后,再次献给读者的两部重要词学专著。它精选精评盛唐至现代三百余首二百一十多家婉约派词作和隋唐至现代近三百首约二百家豪放派词作,可谓蔚为大观,词的源流及古今面貌得以一一展现。
成一家之言,是两部词学著作的重要价值。词起源于何时?这之前各种词学版本一致认定发端于唐李白的《菩萨蛮》、《忆秦娥》。但《豪放词典评》综合自宋至今的发现和研究成果,第一首词选自隋炀帝杨广的《纪辽东》,将词的产生期上溯了近两百年,由唐代而至隋代。周笃文先生在典评中举出无可辩驳的史籍资料后写道:“这首词是现今见到最早的年代可考的长短句。全词气概雄豪,不可一世”,“千古词源,乃起于隋代”。我以为这在词史上是具有断代史意义的。我还以为,以苏辛为代表的豪放派词从这里可以找到它的源头。我们知道词的全盛期在宋代,但元、明、清、民国至当代都有不少优秀词家。选古代词人词作不难,因为有各种现成选本可供参考,且经历了时间的检验,出入不会太大。但选近当代词家作品就不那么容易了。而周先生这两本词学著作,从隋至今,一路选来,让经典作品,特别是近当代词人词作的优秀作品得以浮出水面,有如出水芙蓉为世人注目。如民国女词人吕碧城,周先生在典评其《金缕曲・纽约自由神像》时说:“‘花满西洲开天府,算当时,多少头颅换’。是何等警策、深刻、振聋发聩之杰作。无论思想境界与章法词彩,均无愧一流。李清照以后一人而已。”这就是对词人吕碧城的历史定位。纵观吕碧城的身世、思想和词作,我以为周先生的典评是恰如其分的。
无论是对词起源于隋代的界定,还是自古至今词人词作的遴选、典评,都显示了周笃文先生作为当代选家的学识、担当、眼界和胸襟。没有对全局的把握,就不会有局部的发现;没有对客观事物的规律性认识,就不会有独到的历史眼光。周先生正是以他打通东西,融贯今古的词学知识和古典文学、当代文学修养才建立起了“周氏”的“词学”审美世界。
周笃文先生师从词坛泰斗夏承焘,一生致力于词学研究和诗词创作,勤奋深钻,灵思天造,成就为当代著名的词学专家和词家。他与张伯驹、夏承焘、周汝昌等词坛宿儒交往密切,老一辈学人的知识涵养和精神风骨得以传承。在北京影珠书屋周先生的家,我曾多次见过他倾十数年精力编修著作的近千万字的《全宋词评注》手写稿,师母张姨誊好后,周先生修正定稿。每张稿纸,无一不是红蓝两种颜色蚂蚁似的爬满了密密麻麻的修改文字。面对如此浩繁巨大的文字工程,我见之目眩,心生寒意。最使我惊奇的是,伏案写作的周先生竟然很少翻资料,历代词人词作的瓜藤豆蔓,青枝绿叶,家常便饭般随手拈来,熨帖成文。这是何等的知识储量,何等的治学功夫。联想到晚年失明的史学大师陈寅恪写《柳如是别传》,八十万字,完全凭记忆口述,秘书记录而成,深为老一辈学人的治学精神与治学力量而高山仰止,肃然起敬。
妙处与君说,是两部词学著作的显著特色。词的明亮与幽微,词的豪雄与婉约,常常表现为“妙处难与君说”。正是因为词的这种“妙处”和“难与言说”,才引得一代又一代词人、学人去创作去言说,去泄露人性中的“天机”。“妙处与君说”,正是周笃文先生词评的妙处,当然亦是“婉约词”、“豪放词”典评的特色。词是最性灵的文字,非真性情人写不出。那么评词呢?当然也要真性情中人来评,才能入得其内,深得其妙。周先生本身就是一位优秀的词家,且是一位性情中人,童拙痴顽,机锋时露,既明朗清澈,又深邃逸远。我一直在想,周笃文先生的心里仿佛奔腾着一条中国词史上的河流。词的朵朵浪花,变化万端,激活了周先生的生命形态。词融进了他的血肉,他的生命因词放射出习习辉光。周先生在词王国里自由驰骋。他触摸不同时代词人词作的体温,呼吸不同时代词人词作的生命气息。正是因为周先生对各朝各代词人词作的熟稔,使他在“婉约词”和“豪放词”的典评中,下笔便有神助。文字御风而行,一如鹰击长空,鱼翔浅底,既飞扬跋扈,又静影沉璧。读经典词作,是一种享受,读周先生的典评同样是一种享受,字字珠玑,流光溢彩。完全是一篇篇精短的美文,稍加整理差不多就是一篇自度曲了。
周先生这样的人不识是可惜的。周先生这样的书不读是可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