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的编辑
谈到商务的老、中、青三代编辑，我首
当时高崧先生任商务哲学编辑组（后改为编辑室）组长，因业务上的联系经常到北京大学来。由此产生的一项成果是商务出版了（内部发行）由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编译的《外国哲学资料》（此书于文革中、文革后共出了七辑）。别看那不起眼的小32开、售价仅五六毛的小册子，在那特殊的年代却汇集了郑昕、洪谦、王宪钧、熊伟、齐良骥、王太庆等名家译笔。像我这样一个年轻助教的译文，竟然也有劳洪谦、王宪钧等老先生校阅……当然我也承担《资料》的部分编辑工作。至今，我还记得当时高先生曾多次在北大三院101室外哲所的阅览室兼会议室与我们在一起讨论稿子的情况……
由于《唯一者》一书属政治编辑组编辑范围，高先生就领我到政治编辑组，认识了组长骆静兰女士。此后有很长一段时间，有关《唯一者》翻译的事情均是骆女士亲自过问。后来，由傅邦老先生担任责任编辑，以后任政治编辑室主任的陈参先生也非常关心这本书的翻译、出版，而1989年该书出版时的责任编辑是陈静女士。
从高崧、骆静兰、傅邦到陈静诸位商务的编辑，因他们的诚挚、热情、专业的业务水平，特别是对所编译稿的细致、认真、负责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翻译
1978年第二期《中国出版》发表了高崧、骆静兰的一封来信，其中谈到了要重视翻译人才培养的问题。高崧提议我翻译《唯一者》肯定也含有这样的意图。
1964年我毕业于北大西语系德语专业，留校在北大外国哲学研究所当助教，到1974年已参加工作十年了。在参与《外国哲学资料》的编辑过程中，高先生也了解了我的文笔。1974年商务出版了拉萨尔的《公开答复》，其中的前言和《公开答复》由我撰写和翻译（另一篇《工人纲领》署名为“桑伍”，为吴衡康先生翻译，他还是该书的责编），从该书中高先生也看到了我的文字能力。
作为一个30多岁的译者，在各方面的能力均有待提高。具体说，面对施蒂纳这部著作，我感到最欠缺的是哲学史上有关青年黑格尔派的知识和基督教的知识。记得高先生曾非常热情地寄给我1976年前后商务出版、以后列入“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中的译作供我学习和参考，这其中有罗素的《西方哲学史》、梯利的《西方哲学史》、施特劳斯的《耶稣传》……研究青年黑格尔派的专家熊伟教授的工作单位也是北大外国哲学所,得益于“近水楼台”，我向熊先生请教了很多问题。我最初翻译用的是熊先生借给我的他在上世纪30年代从德国带回的版本，我还记得他那本《唯一者》的书脊是牛皮的。1978年，我在中央编译局的图书馆看到了联邦德国1972年出的最新版本，该版是依据1844年的第一版排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写《德意志意识形态》时，使用的就是这一版本。我决定改用这一版本翻译，为此又把已翻译的部分，按新版校订了一遍。
说到图书馆，我特别感谢北大图书馆、北京图书馆（现国家图书馆）和中共中央编译局图书馆。在北大图书馆我借到《唯一者》的英译本，在教员阅览室，大量的百科全书和工具书解决了我翻译中一个又一个的疑难问题。在北京图书馆借到的日译本，它对某些译名的确定有借鉴作用。编译局图书馆非常专业，除了提供了我翻译的原本外，它搜集的马恩时代的文献、著作也是国内最为丰富的。1982年底，我到联邦德国进修和攻读博士学位后，在那里最先买的书中，就有从编译局得悉的那一版《唯一者》。
我出国前虽已把《唯一者》译完。但还是整理了翻译中的疑难问题，把它带到了德国。我在德国的接待单位为艾伯特基金会，我又分到该基金会所属的特利尔马克思故居研究所。这样，我就有机会向该所所长、马克思研究专家汉斯・佩尔格博士和以后成为我的朋友的黑尔穆特・埃尔斯纳请教,得到了详尽的回答。这对于我较好地完成这项翻译任务，又提供了一项有力的保障。
平台
有幸成为商务“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的一个译者，一方面在翻译的过程中，无论在外语、专业和文字能力上都有很大的提高，向商务的诸位编辑先生学到了许多；另一方面，对于个人的学术发展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平台。
在联邦德国，我以施蒂纳的《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为题撰写博士论文，1987年获特利尔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在北京大学评定职称时，被收入商务“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的我的译作也受到了重视。除了本职是北京大学的教授外，本人还当过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社会科学翻译委员会委员和奥地利萨尔茨堡大学客座教授。
我以译者和读者的双重身份，感谢“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由衷祝贺它的珍藏本的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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