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原
上月初，首都文艺界、出版界与学术界在北京中国出版集团大厦，举行了绿原先生的追思会。会场外树立着诗人的大幅肖像――眼睛里透出和善、睿智之光
“特务”真相
笔者与绿原老首次见面于2004年盛夏，笔者随湖北作家代表团首访俄罗斯归来之时。
在圣彼得堡期间，因接待方只安排我们参观普希金中学，未安排我们参观普希金博物馆，且该馆到了闭馆时间。当接待方前去交涉说：该团是来自中国的作家代表团，团长谢克强是一位诗人。没料到，对方不仅破例对我们开放，而且由玛佐馆长亲任讲解员。随后，克强兄深有感触地对我讲：“老弟，你写过数部名人传记，黄陂是一个出诗人的地方，该是为诗人作传的时候了。”一句成真。我返程一到北京机场，就单独行动，前往京城八里庄，拜访从湖北黄陂走出的当代诗坛名人、著名翻译家与编辑出版家绿原去了。
早就听说绿原老一生历经磨难，既遭遇过国民党当局的政治迫害，又莫须有地被列为“国民党特务”和“胡风分子”，蒙难长达25年之久。当年的报纸上曾经出现一幅漫画，将绿原描绘成一个戴着墨镜、手拿无声手枪的中美合作所的“特务”。
不仅如此，就连沈醉在传记中，也说绿原是中美合作所的特务，而且许多报刊进行了转载。为此，我当面向绿原老求证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老人的心情突然沉重起来，他说：“沈醉当时是什么人？中美合作所杀人如麻的特务头子，专门杀共产党的。而我是受他迫害的！”我返乡后因撰写《名流百年》，再次向他说请益，诗人通过其女公子发来一封电邮，说明其“特务”问题缘由。文中说：
有一件并非“不言而喻”的私信，十年以后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政治“效益”，竟被用来帮助虚构了一个“反革命集团”。
1944年我在重庆复旦大学外文系读书，曾经和其他学生一起，由校方统一征召，为来华参战美军充任译员，受训期间被当局认为“有思想问题”，分配时便被通知由“航委会”改调“中美合作所”。当时我不胜惶恐，又举目无亲，只能向胡风求助，便给他写了封信，这就是1955年加以删节后公布出来企图“不言而喻”地证明我是“美蒋特务”的那封信。即“一九四四年五月十三日绿原给胡风信（自重庆）”，其大意是：
“我已被调至中美合作所工作，地点在瓷器口，十五号到差，航委会不去了。”“……这边美国人极多，生活或有些改变。”“我仿佛真的要开始做人了，处世确实不易，正如您说的：赤膊上阵不是我们的战术。以后，我觉得应该学习一点‘阴暗的聪明’，我所畏惧的只是我自己。”
来不及等胡风回信，当天下午我就到赖家桥乡下去找他。胡风当时并不了解“中美合作所”是个什么机关，但认为因“思想问题”而改调，无疑是危险的。于是他立即为我决定那儿去不得，并帮助我四下寻找就业的机会。记得他介绍我去找过重庆美国新闻处的刘尊棋先生，刘先生又介绍我去找过时事新报社国际版主编陈翰伯先生。不料这时，冀?从复旦大学章靳以教授处获悉，国民党当局因我未去“中美合作所”报到，正在对我（以及另几个同样未去报到的学员）进行暗令通缉，通缉令业已下达校方云云。看来我在重庆呆不住了，胡风于是又为我写信找何剑熏，由何介绍我化名到川北岳池县教书去。
……
1955年我在公安部的审讯下，没几天就把那封私信所包含的政治风波讲清楚了，公安部不到几个月也把事实核查清楚了：我不但没有去过“中美合作所”，连一天译员也没当过。“胡风呢，胡风当时是怎样对你说的？”这也是当时反复问过的一问题――我的答案只能是事实：当时他不但没有叫我去那儿，而且积极帮助我及时脱离了虎口。
然而，实在想不到，明明是国民党特务势力的迫害对象，竟在一则按语的“不言而喻”的逻辑支配下，一下子变成了“美蒋特务”；更想不到的是，明明由公安部查明了真相，但为了维护按语的权威性，仍不得不把这项诬枉继续坚持下去，直到二十五年之后，党的实事求是的传统得以恢复，两个“凡是”论被推翻，这些谣诼才悄然偃息下来。（绿原：胡风和我，《我与胡风》，晓风主编，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浴火重生
作为“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自1955年起，绿原被单身监禁了5年。到1960年8月，又被转送到秦城集体监狱“劳改”了两年。
尽管遭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但他凭着对真理的坚强信念，以惊人的毅力，刻苦自学了德语，使他的视野更广阔了，思想更深刻了。可从他当年在隔离时期所写的《又一名哥伦布》，窥见他当年作为“这个哥伦布形销骨立”的身影：
“……蓬首垢面手捧一部‘雅歌中的雅歌’/凝视着千变万化的天花板/飘流在时间的海洋上/他凭着爱因斯坦的常识/坚信前面就是‘印度’――即使终于到达不了印度/他也一定会发现一个新大陆。”
1962年，绿原虽然离开了秦城监狱，却仍然戴着“胡风集团骨干分子”的帽子。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林默涵与他见面谈话，因为他不能留在中宣部，便让他到人民文学出版社改做文字工作。没过几年，“文化大革命”降临了，出狱后的绿原重新在“牛棚”（亦称“劳改大院”）被囚禁……
1969年的中秋节前，尚在“牛棚”的绿原，又随人民文学出版社全体人员下放到湖北咸宁向阳湖畔的文化部“五七”干校。直至1970年，绿原被告知“维持1965年的摘帽结论，解除群众监督”，他因此在工余时间陆续整理了《重读〈圣经〉》、《谢谢你》、《母亲为儿子请罪》、《但切不要悲伤》等诗稿，同时开始翻译德国哲学家叔本华的美学论文及文化散文。
1973年，文化部“五七”干校大多数人陆续回到了北京或分配到全国各地。只剩下像绿原一样有“问题”的五十来号人。1974年底绿原等人才回到了北京。
粉碎“四人帮”后，在“两个凡是”的干扰下，上海的一个大批判组打着批判“四人帮”的幌子，再次将矛头指向蒙冤20多年的胡风、阿垅、绿原，继续污蔑他们是“反革命”和“国民党特务”。一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绿原才迎来了真正的曙光。
诗风译韵
灾难的梦魇过去，绿原更是只争朝夕。他不仅以一位跨越了中国现代、当代两个文学史阶段的诗人，独具特色和魅力的翻译家，也以老评论家和编辑家的全新姿态，重出“江湖”，奏响了“四重奏”交响曲。
“诗歌是人类艺术的花朵，又是人类灵魂的花朵，我们生活着，有感、有悟，写出来，就是诗。当然要能感染别人。”《听诗人钱学森讲演》是绿原复出后发表的第一首诗。此后，他的作品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心灵深度上，都超过了他的整个创作生涯的前40年。即使在他辞世的最后岁月，他仍在敲击着键盘、点击着鼠标，在他眼里，故国家园、五湖四海，到处都是绿色的原野。
1980年7月1日，复出后的胡风深知，老友绿原在炼狱中攻克德语的深厚功底，便致信寄予厚望：
“……我还有一种也许是不切实际的想法：如果能把《浮士德》介绍过来，也是你对我们中国的一点宝贵贡献。因为，虽然《浮士德》早在解放前就有郭老的译文，但我仍然认为，浮士德等于没有到中国来，以你的对于中国语言的敏感和选择能力，应该可以达到作品所应该达到的高度艺术性的。”（桂清扬：《跨文化传播意义上的经典译作》，《中国翻译》2007年第六期）
早在1942年，胡风就是绿原的伯乐。而1948年，绿原写《诗与真》时，又是受《歌德自传》的启发。故绿原接到师友的信函后，以严谨的治学态度，对照国内外各种版本，直接从德文翻译。经过“扬其长，弃其短，在‘奔向《浮士德》真谛的这场接力赛’（绿原语）中，迈出了令人赞叹的一大步”（中国德语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博士生导师韩瑞祥语）。
“终身写作，向晚愈明。”即使诗人在弥留之际，仍然坚持终生为之奋斗的诗歌精神和那颗虔诚的诗心，写下了《时间与我》，笑面人生。诗云：
时间对我说/我要走了，你呢//我对时间说/我走不了，我带不走/我的足迹//时间说，没有关系――/托付明年的新草/顺便把它埋掉吧/你总得跟我在一起。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诗人晚年因此频频问鼎海内外大奖：继成为捧得第37届斯特鲁加国际诗歌节“金环奖”的首位中国诗人与首届鲁迅文学奖优秀文学翻译彩虹奖之后，又获国际华文诗人笔会“中国当代诗魂金奖”、首届“中坤国际诗歌奖”。难怪著名翻译家与诗人屠岸赞叹道：“译笔长挥歌德里尔克；诗才并驾艾青闻一多。”
乡音绕梁
同乡之音，其韵如琴。诗人虽然自16岁时就离开了即将沦陷的家乡，但仍然是以一口地道的黄陂话与笔者交谈。即使他在马其顿第37届斯特鲁加国际诗歌节上，也是用黄陂乡音激情朗诵其《中国的风筝》：
“……飞吧飞吧更高一些飞吧任凭/万有引力从四面八方拉来扯去/只因有一根剪不断也看不见的脐带/把你和母亲大地紧紧相连才使你像/一块神秘的锦绣永远镶在儿时的天幕。”
当笔者谈到包括策划出版《冯铸传》在内的“双凤文丛”与“天下黄陂星”书系时，老人给予满腔热情的支持。不久，家乡成立“二程”研究会与拙作《理学双凤》出版，他抱病泼墨挥毫：“穷理识仁”；拙作《玫瑰诗人》付梓，他又题“品玫瑰芬芳，为黄陂骄傲”祝贺……
老人谈到作古不久的另两位同乡曾卓与彭邦桢，回忆起他们曾相约一起返乡的愿望没有实现时，不免有几分惆怅。临行前，绿原老不仅与笔者合影留念，还签名赠送了他的新著《再谈幽默》，那一时刻在笔者的脑海里永远形成定格。
有感于俄罗斯对普希金、对诗人的尊敬，接下来，笔者写了一篇2万言的《绿原：其名如诗，其韵如琴》，希冀国人同样尊敬中国的“普希金”。我将草稿通过电子邮件寄给绿原老师，尽管老人身体欠佳，他看完后特地嘱其女公子拨冗进行详细修改，纠正了多处笔误。如今，收入该文的《无陂不成镇・名流百年》出版，算是对诗人的最好纪念。
诗人远逝，诗风犹存。其被文艺界喻为奇美和谐的“四重奏”――诗作、译著、评论和编选精品，所揭示的主题――执着地追求真善美的人性、人生与艺术的精神将长留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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