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出版社的姜琳回忆起8年前《白银谷》的出版，一切历
写了30多年小说的成一，年纪大了，逐渐悟透一个普通的道理：小说还是要写给读者看的。
“被逼”走上文学之路
成一青少年时代生活过的太谷县，是百年前晋商的兴盛之地，他祖、父辈两代也曾在那里经商。他读书的小学、中学，都是由类似“乔家大院”那样的富商故居改建的，而自己同学里也有不少是晋商大户曹家、孙家的后裔。他说，那时没想过要写小说，但也会在潜意识里想这些在大院里生活的人如果活着将是个什么样子。
1968年，成一在南开大学中文系毕业后，被分配到山西省原平的农村接受“再教育”。那时正是“文革”后期，而到1978年他写出第一篇小说，这十年正是中国农村改革发生历史性巨变的十年。所以，成一早期的很多小说关注中国农民并不意外。他将自己走上写作道路总结为是一种“倒逼机制”：大学读中文系，实在是因为天生“色弱”，考理工科受限制，只好读文科。大学毕业又赶上“文革”，什么专业也没有了，只有下农村。熬到改革开放，有可能考研究生了，学业早荒废，也只好靠底层生活经历来写作。这是不得已的选择，当然也与从小爱看“闲书”有关。
成一把自己的创作分为三个阶段，最早是写农村题材，山西的农村题材创作比较发达，有好的传统。他一上手写农村题材，《顶凌下种》获得了首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成为“文革”之后第一位获全国奖的山西作家。发表于《收获》杂志的《游戏》是那一时期的代表作。第二个阶段，从80年代中期开始，他辞去《黄河》杂志主编，到祁县挂职县委副书记。虽然没有具体分管某项工作，但是这一职务为他搜集晋商史料、文献等提供了很大便利。1993年，他推出了用反侦破笔法揭示了晋商消亡之谜的《真迹》（上海文艺出版社）。这一时期，文学本身面临着调整，成一也转向对知识分子、城市生活的关注，此后又一部《加冕现场》，却是喜剧中裹着无尽悲凉的苦涩。这两部成一初涉晋商题材的试水之作以及其他题材的中短篇小说，具有强烈的悲剧性幻灭感的描述，是经历了十年浩劫的中国历史最直接的情感反射。第三个阶段，以长篇小说《白银谷》为标志，成一转向晋商题材写作，他开始建构一种实在的、可以考察的历史，并尝试突出作品的可读性元素。
开始写小说时，他不愿意被朋友知道，就想了个笔名：本名王成业，既然在家中排行老大，那就叫成一。渐渐地，他的笔名捂也捂不住了，因为成一每部作品都掷地有声，短篇小说《顶凌下种》获全国首届优秀短篇小说奖，《绿色山岗》获1980年《北京文学》奖、山西省首届政府文学奖银奖，短篇小说《远天远地》获1979年-1984年《新港》文学奖，《人样儿》获《汾水》文学奖，《本家主任》获1981年《山西文学》作品奖。写小说，终于成为他的生活方式，终生职业。
走进晋商的世界
“到了1986年，我产生了转型的想法，因为觉得写农村小说也写不出什么新意，就又把儿时的晋商情结翻出来。”成一说，关于自己的转型，想法非常简单，就是希望自己的作品有读者。成一那时四五十岁，是职业作家，送给亲友同学的作品，他们看了之后，都说内容还好，就是“水平高”，看不太懂。“人家也有学中文的，水平也不差。我发现自己的作品，评论家能寻找出很多话题，但是朋友、家人都不看。”年轻的时候，成一写自己的纯文学，就希望写出“不一样”的作品，希望在传统文学中找到新意。上了年纪，慢慢转变过来，理解了读者对作家的重要性。
之所以选中晋商题材，一方面是这一题材对今天的读者来说，本身就具有神秘性，富有传奇色彩，可以说，晋商的故事本身就如小说般精彩；另一方面，能充分展开故事，人物在事件中沉浮，为作家塑造人物，讲述故事提供了很大的空间。还有一点，晋商题材吸引成一的，不在它曾富可敌国，而在它从不曾形诸文字。“1986年的时候，知道晋商的人还很少。由于历代封建王朝很少过问商业，所以古代官修史料中根本没有‘商人’这一项。”成一在那段时间里翻遍了太谷、平遥、祁县的县志，但所获寥寥。
他为搜罗晋商素材，不知翻阅了多少史料，其中获益的，也不过是有限的几种。有一本《山西票号资料汇编》，是文革前人民银行的科研项目，所有涉及到票号的现存文献记载，几乎都编进去了。这对他了解晋商全貌，帮助较大。还有一本40年代出版的《山西票庄考略》，是燕京大学社会学教授陈其田所著，作者曾实地调查过当时残存的票号，提供了鲜为人知的一些史实。而平遥一家老票号驻北京的掌柜李宏龄，退休后把各码头字号和山西总部的来往信件，整理集结成一本名为《同舟共济》的小册子，于民国初年石印出来，这本书对成一获益最多：使他对那一时期的生活陡然增加了感性认识。清朝时晋商怎么说话，具体称谓，怎么运送银子……成一说，写小说和搞学术不同，特别难的就是感性认识。书读百遍，其意自现。真正了解了那段历史之后，成一的创作基本上驾轻就熟，得心应手。
在近90万字的《白银谷》中，成一着力加强了故事性、可看性，《白银谷》的小说和影视剧最大的看点，一个就是展现了晋商200多年的金融传奇，本身就具有很强的故事性；其次，塑造了几个在以前的小说中没有出现过的人物。对豪门深藏的善恶恩怨、商家周围的官场宦海、士林儒业、武林镖局、西洋教会都有着丰满鲜活、淋漓尽致的描绘。经济学家梁小民在《寻找晋商的足迹》一书中说：“作为山西人，应该让世人知道一个真实的晋商。这些年断断续续读了一些有关晋商的资料和著作，也多次去平遥、祁县、太谷考察、体验。但由于俗事繁忙，始终没有认真研究。山西作家成一先生的小说《白银谷》激发了我研究晋商的兴趣。读完这本小说后写的《探求晋商衰败之谜》（曾发表于《读书》杂志，后收入《我读》一书中）成为我实现多年研究晋商梦的起点。”
写完《白银谷》之后，成一觉得对晋商表达差不多了，担心再写难有新意。于是休息了一段时间，但又觉得积累的茶商素材扔了可惜，便又开始创作《茶道青红》。他认为这部著作，为现代人提供了办实业的自信。“对于工商，还需要自信。我觉得把这些写出来，对于大家办实业、树立自信有一点帮助。”随着经济发达，国人的民族自信心也逐渐恢复，比如对传统文化的重新审视，便是一种表现。但这中间也多“热”于精神文化方面的软领域，对我们先人在工商实业方面的能力，在吃苦耐劳之外的专业能力、制度创新能力，似乎不那么自信。这是成一写作《茶道青红》的主要动力。
“新白话小说”的语言探索
写作《茶道青红》，成一也是想再做一次“过瘾”的文学叙事。当前小说读者流失的外部原因固然很多，但作家也需要调整自己，小说叙事不宜重“叙”轻“事”。较之《白银谷》，《茶道青红》写得更为从容自在。成一很享受讲故事过程中的愉悦感。
成一的老朋友、山西作家李锐对成一有着非常熟悉的了解。他认为自上个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一直在走一条不断西化的道路。中国自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文学史，几可看做是欧美文学的“副本文学史”。李锐说：“在我看来，‘建立现代汉语的主体性’是自新文化运动以来，一直未能完成的历史命题。所谓主体性的建立首先要具备的就是对现代汉语的自信心。在成一的晋商小说中，在成一从容不迫、淡定自信的叙述中，我不但看到了感人的故事、湮没的沧桑，更看到了一个写作者对母语坚定不移的自信。”
李锐将《茶道青红》定义为“新白话小说”，并且是有两个“自觉”在支撑“新白话小说”：“一是成一有一种深刻的历史意识、历史的自觉；二是语言的自觉。在《茶道青红》中，成一的语言更趋古朴、典雅，颇具《三言二拍》的神韵，而现代口语的加入又让古朴生机勃勃焕然一新。他这样写小说不是无意识的、随大流的，而是对中国白话清醒的思考。他的语言尽量简化、净化，简单句式背后，却是对百年文化的承担。我们要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用方块字的写作回答别人的淹没，在这里，成一给我们做出了非常好的榜样。”李锐说，成一是在主流历史之外打捞人性的光辉。
在成一看来，现代文学语言的来源有三：古典文学、群众口语、西方语言，现代文学大家像鲁迅、梁实秋等人，古典文学素养都极为深厚，他希望应该向他们学习，并在创作中做一些语言方面的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