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变发展战略，立足扩大内需
这两年我们的经济碰到了一些麻烦，我认为除了金融危机的影响，恐怕还与我们过去的发展战略定位有关。大家知道，近20多年来我们实施的是出口导向战略。这样，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越来越高，国家统计局去年8月公布的数字，说对外依存度超60%。这个数字现在学界有质疑，但不管怎么说，中国经济过度依赖出口是事实。只要欧美市场有风吹草动，国内经济就下滑，这样与其受人牵制，倒不如调整发展战略，在扩大开放的同时，长期立足于扩大内需。
当然，我不是说过去的出口导向战略就错了。对任何一项政策，都应放到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去评价。历史地看，出口导向战略为国家积累了外汇，壮大了国力，功不可没。其实，从国际范围看，所有战后迅速致富的国家，也都是靠出口导向战略起家的。1945年的欧洲，弹痕累累、满目疮痍，重建家园需要从美国购置大量的设备，相应的资金从哪里来？马歇尔计划是个开端，但也仅仅是个开端，源源不断的后续资金，靠的是欧洲对美的贸易顺差。美国张开其温暖的怀胞，给战后欧洲以极大的抚慰。
与欧洲同样幸运的还有日本。日本是一个资源匮乏的国家，面积狭小，国内市场容量有限，就在60年前，它也没发达到哪里去。但日本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它把握住了世界市场的每一个机会，从中东进口石油，向世界倾泻产品。不到40年的时间，曾经的战败国就一跃成了世界第一大债权国。其他的像“亚洲四小龙”，以及后来的“亚洲四小虎”，又有哪一个不是靠出口导向型战略起家的。
但是，真理再往前走一步，则可能是谬误。如果有谁认为，成功的经验可以一劳永逸，就大错而特错了。1997年以前，几乎所有的人都众口一词，说21世纪是亚洲的世纪。然而，历史却开了一个近乎残酷的玩笑，亚洲的世纪还没有来临，金融危机却抢先到来了。东南亚等来的不是进一步的繁荣和兴旺，而是破产、失业、收入的下降和生计的窘迫！
任何成功的模式，都有它成功的土壤。战后的世界格局，是一个冷战的格局。为了对抗共产主义的阵营，为了让其盟友尽快富裕起来，以分担日益庞大的军费开支，美国慷慨地对其盟友开放了市场。那个时候的美国太强大了，强大得不附加任何条件。欧洲、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都是因此而成功的。
然而成功却带来了新的问题，美国人很快发现，那些曾经依偎在它翅膀下面的小鸟，在羽翼丰满之后，不再需要它的保护，而是要与美国人分庭抗礼了。于是，美国的策略开始转变，对市场准入提出了越来越多的附加条件。而苏联的解体，又加速了这一转变的进程。共同的敌人不存在了，大家抱团的愿望也就不再迫切了。欧洲通过加快共同市场的建设，努力缓解了这一转变的冲击，而亚洲没有做出任何有效的反应，不得不面对越来越压抑的市场空间。昔日的土壤不存在了，曾经成功的模式，也就不再那么熠熠生辉了。
当今世界三大经济巨人，有两个在亚太。因此，中国要走向世界，首先必须融入亚太。而这种融入必须正视一个问题，就是亚太地区畸形的贸易结构。畸形结构的一极是日本，另一极是美国，前者长期保持着巨额的贸易顺差，而后者则是巨额的逆差。位于两极之间的国家，几乎全都是通过美国的逆差，来获得美元，支付给日本，以扩大日本的顺差的。问题在于，任何一个国家承受逆差和顺差的能力，都有一个限度，美国和日本也不例外。
可以设想，如果把一个人上半身所有的静脉血管都堵住，心脏只能通过动脉向大脑输血，而大脑的血液却不能往心脏回流，将会出现什么样的后果？用不了多长时间，心脏就会衰竭，而大脑将要爆炸！国际贸易也是这个道理，一旦美国再也无力承担巨额逆差，亚太地区的贸易，必将崩溃无疑。事实上，10年前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就已经向我们敲响了警钟。
当前我们面临的问题：一方面，受金融危机的打击，美国已经无力独撑天下了；另一方面，在亚太地区，如果要为出口导向型战略再造成功的土壤，唯一可能的“火车头”只能是日本。但与其相信日本会这样做，不如相信这种战略已经走到了尽头。
在经济全球化的年代，市场是最重要的战略资源。谁掌握了市场，谁就占据着最有力的竞争地位。而中国有13亿人口，国内市场潜力巨大，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对它垂涎三尺。这可是个硕大的“金饭碗”，而且就在自己的眼前。如果对它视而不见、弃之不顾，总想去云游四方，到外面去化斋求缘，那么，万一化缘不成，待日后空腹而归的时候，原来的“金饭碗”还会属于我们吗？
扩大内需可借鉴凯恩斯理论，但不能照搬
如何扩大内需，向大家介绍一本书，即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后，凯恩斯主义应运而生。据说，凯恩斯这本书曾为战后西方国家创造了20年的经济繁荣。
1998年，为了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国务院推出了积极财政政策与适当的货币政策。于是有人批评说政府借鉴了凯恩斯主义与罗斯福新政。记得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朱?基同志来中央党校发表讲话时也提及过此事，他说：“现在有人批评我借鉴了凯恩斯主义与罗斯福新政，我不说是，也不说不是。如果你们非要说是，那么我前面加几个字，即是‘中国特色’的凯恩斯主义与罗斯福新政。”
我的看法，学术上任何一种创新，皆属人类共同的文明成果，何况凯恩斯是经济学一代宗师，中国要加以借鉴也无可厚非。那么，凯恩斯对国内需求不足是如何解释的呢？简单说，他把有效需求分为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然后用三个心理规律，分别揭示了消费与投资不足的原因。
关于消费需求不足、凯恩斯把它归结为消费倾向递减。所谓消费倾向递减，就是指消费在收入中的比重不断下降。据凯恩斯说，当人们收入增加时，消费也会随之增加，但消费的增长，始终赶不上收入的增长，使消费在收入中的比重越来越低。这样，就导致了社会的消费需求不足。而投资需求不足，则是由“资本效率递减”与“流动偏好”所致。所谓资本效率递减，实际上就是指资本家预期的投资利润率递减。
对资本家而言，是否投资，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投资利润率；二是银行利率。如果前者高于后者，就会考虑投资，否则，投资利润率低于银行利率，办企业无利可图，资本家就会收手，转而去吃银行利息。因此，投资利润率持续下降，是投资普遍不足的根本原因。
既然资本效率递减导致投资不足，那为什么不通过调低银行利率来刺激投资呢？凯恩斯说，这是因为“流动偏好”的存在，使得政府难以首尾兼顾。所谓流动偏好，是说人们都有一种保留现金的爱好。人们所以要保留现金，大凡有三个动机：一是为了防止意外与突发事件，称为谨慎动机；二是为了应付日常开支，此乃交易动机；三是为了寻求更大的获利机会，故为投机动机。据此凯恩斯进一步分析说，由于流动偏好的存在，使得大量的货币收入滞留在人们手中，不能及时转化为储蓄与投资，因而压低了社会总需求，如若要人们放弃流动偏好，就不仅不能降低利率，反而还得提高利率，不然，老百姓是绝不会把手头的现金存进银行的。可见，正是由于资本效率递减与流动偏好交织并存，使得投资陷入了这种“两难”困境。
根据以上分析，产生失业的“病根”，是消费与投资不足，而消费与投资不足，又是市场机制自发作用的结果。既是如此，解决失业问题，市场本身无能为力。于是，凯恩斯大声疾呼：政府应该站出来，为扩大需求助一臂之力。比如在扩大消费方面，他认为首选之策是增加工资，因为人们收入增加，购买力才能增加。同时他还指出，由于“消费倾向”递减，富人收入的增加，对消费的拉动作用很小，所以，他建议采用累进所得税的办法，劫富济贫，增加穷人的收入。
在投资方面，凯恩斯提出，当经济萧条时，政府应实行赤字预算与适度的通货膨胀政策，通过政府采购与政府投资，来拉动全社会的投资。并且他还认为，刺激投资与刺激消费相比，对扩大需求来说，前者更为重要。因为在他看来，投资不同于消费，它具有连锁的“乘数效应”。如政府投资电网改造，生产电网设备的厂家，就会增加销售收入，这样又可反过来扩大生产、增雇员工；随着就业人数的增加，消费也将增加，于是又会相应地带动了服务业、金融业的发展，结果使总需求不断扩大。至于为什么要实行“适度”的通货膨胀，凯恩斯的理由很简单，政府增发货币，推动物价上涨，既可以刺激购买，压低流动偏好；又可以降低利率，增加投资引诱。
以上说的是凯恩斯的就业理论，这里我想强调的是，回到现实政策层面，西方的理论可以借鉴，但绝不能照搬。
当前“扩需”应进一步研究的几个问题
从去年底以来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扩需政策，整体看效果是好的，目前经济已显全面企稳回升的迹象。但据我所知，学界对政府的扩需措施还有一些分歧，我本人也觉得某些政策尚需进一步完善。
（一）扩大内需的重点是刺激投资还是拉动消费
回想10年前，当时政府扩需的重点是刺激投资。有事实为凭，1998年财政发行1000亿特别国债，另有1000亿配套贷款，都尽数用在了基础设施建设。跟下来几年，政府虽也强调消费的作用，并启动了消费信贷；但扩需的重点，却仍在投资方面。
这回政府扩需却不同，比如今明两年拿出四万亿扩需，优先考虑的则是民生。而且中央说得很明确，要坚持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方针。温总理也曾多次表示要重点刺激消费。我完全赞成把扩大消费作为扩需重点，但绝不是说上次重点刺激投资有何不妥，当时我们基础设施薄弱，加大投资当然是对的。
然而今非昔比，今天的情况变了，我们也不能因循守旧。当然，当下许多人对政府把消费作为重点不理解，恐怕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凯恩斯也曾主张重点刺激投资。其理由就是那个所谓的“投资乘数”理论。
举个例子。比如某发电厂投资100万，其中80%去买煤，20%发工资，若煤矿把煤卖给电厂，便得80万的收入；假定煤矿再用这80万的80%买机械，20%发工资，那么机械厂可得64万的收入；机械厂用64万的80%买钢铁，20%发工资，则钢铁厂可得51.2万的收入。以此类推，当初电厂100万的投资，最后会给社会创造出500万的总收入。对投资乘数，大学经济学课本皆有介绍，而且分析逻辑井然，无懈可击。
可应该追问的是，投资能创造收入、放大需求，消费不也照样能够吗？假若消费者拿100万去买私家车，那么汽车厂可得100万收入。汽车厂有了这100万，可再用80万买钢材，20万发工资，则钢铁厂可得80万收入。接着推下去，100万的消费带动的总需求，不同样也是500万？可见，用投资乘数证明投资是扩需重点，多少有些瞒天过海的味道，理论上未必站不住。
事实上，投资与消费，都能拉动内需，至于何者更有效，须慎重权衡才可定论。至少，有两点值得考虑：第一，短期看能否减少过剩；第二，长期看会否增加新的过剩。若以这两点判断，消费无疑比投资更具优势。投资虽可减少当期过剩，但日后将形成更大的供给，对原本过剩的经济会百上加斤。对此，凯恩斯曾提过一个办法，即政府把劳力组织起来去挖沟，然后再让另一批人把沟填起来。这样一挖一填，既耗费了社会存货，而又没有增加产品，故不会导致新的过剩。
不错，挖沟填沟可以扩需，但这种劳命伤财的事，政府怎可以去做呢？倘若政府不能做，那么就得改换思路，把刺激消费作为重点。问题在于，就当前中国的情形论，刺激消费也非易事。其中最大的难题，就是消费者收入普遍偏低。有人说，中国消费不足，是由于国人观念保守，不如欧美人潇洒。其实，这哪里仅是观念问题，纵然你开明，也想学人家阔佬富婆，一掷千金万金，可要是囊中羞涩，你学得了吗？
很明显，要刺激消费，必须先提高国人的收入。对这事，学界翻来覆去讨论了好几年，而多数人的意见，是加薪没有钱。本来，上届政府就曾打算替大家加工资，结果也因缺钱而搁浅。钱到底是什么？直白地解释，钱就是资金，是物资与纸币的总称。由此想深一层，政府说缺资金，不一定是缺物资，也可能是缺纸币。计划经济时期政府说缺资金，那时缺的是物资；今天我们生产过剩，可政府仍说缺资金，那么现在所缺的，显然不是物资而是纸币。缺纸币与缺物资不同，物资缺了不可加薪，加了就会通胀；而缺纸币好办，中国有的是纸，只要印钞厂加加班，问题就不难解决。
的确，中国加薪的困难不在钱。真正的困难，是如何把钱加到低收入者头上去。政府公务员加薪容易，棘手的是工人农民怎么办？工人的薪酬是雇主给的，国家虽可出台最低工资法，但这样做会弄巧成拙，令更多的人失业。比如某餐厅老板原来雇人洗碗，每月花600元，若现在法定最低工资升至1000元，那么他很可能去买洗碗机而减少雇人。再有就是农民，农民要卖农产品才能有收入，而农产品价格却由市场定，政府管不了价格，想让农民增收也是力不从心。
当然，办法还是有的。最近几年，政府先后推出的粮食生产直补、免征农业税等，对农民增收作用显著，可谓居功至伟。过去，我们总以为提高收入就得加工资，其实，条条道路通罗马，不加工资，也是可以帮低收入者增收的。比如，政府加大对养老、医疗、失业等社保的投入，提高保障水平，进一步拓宽保障面，让社保不仅覆盖城市，而且也覆盖农村，这样，也就等于提高了城乡居民收入。
可以想见，中国有13亿人口，要是人们没有后顾之忧，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大家一定会放心大胆地去消费，若果如此，拉动内需定有可观的效果；由内需不足所引发的诸多问题也可迎刃而解。
（二）货币政策主要是防通胀还是防通缩
为了扩大内需，今年开始执行适当宽松的货币政策。下调存款准备金、降息、放大信贷规模，多管齐下，旨在增加流动性。今年的信贷规模5万亿，而头三个月就达4.89万亿。于是有人担心，如此大规模的货币投放，会否令通货膨胀卷土重来？人们有这种担心并非杞人忧天，不过当前内需不足，我认为重点是防通缩。有前车之鉴，1998年当时政府也曾想控物价，希望把CPI控制在3%以下，可结果呢？让人大跌眼镜，物价副增长，出现了通缩。
当然从长期看，货币政策目标还是要保持物价稳定。如何做到这一点呢？50多年前，关于货币政策“规则”与“权变”之争曾轰动一时，今天作简单回顾，我们兴许能从中得到某些启示。
以国家干预经济为基调的凯恩斯学派，倡导“相机抉择”的所谓“权变”政策，在他们看来，经济生活仿如一条有着荣枯周期的河流，而货币供应就是一道闸门，政府作为“守闸人”，应时刻根据“河流”的荣枯状况，相应地关闭或开启“闸门”，从而达到平衡货币供求、缓解经济波动的目的。
由于凯恩斯主义一直是战后经济学的“主流”，因此，“权变”的货币政策自然在西方各国大行其道。不过，自上世纪50年代后期起，一股反对“权变”的理论旋风从美国东部刮起，高举这支反旗的领袖是现代货币主义学派的“掌门人”弗里德曼，他对凯恩斯的“权变”政策进行了批判。
弗里德曼认为，“权变”政策不仅事实上很难收到预期效果，甚至会适得其反，造成经济的大起大落。据此，他力主政府放弃传统的“权变”政策，而建议用一种预先制定的对货币投放有约束力的“规则”取而代之，比如，把货币供应的年增长率，长期地固定在与经济增长率以及劳动力增长率大体一致的水平上。这就是所谓著名的“简单规则”或“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
弗里德曼用铁证如山的历史事实证明，“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往往会使经济更不稳定。他通过对历史大量统计资料的考察和实证研究，指出货币政策只有在经历了一个易变的、长期的“时滞期”后才能作用于经济。具体地说，从中央银行货币供应的变化到经济生活中反映出这种变化之间，存在着两个“对滞”：货币增长率的变化平均需在6―9个月以后才能引起名义收入增长率的变化；在名义收入和产量受到影响之后，平均要再过6―9个月价格才会受到影响，因此，货币政策生效的时间往往要经过一年或一年半的时间。
由此可见，政府要担当好“守闸人”并非易事，弗里德曼认为，政府与其手忙脚乱，倒不如无为而治，制定出一个长期不变的货币投放增长的比例规则，比如，货币当局在确定货币供应量时，牢牢盯住两个指标：一个是经济增长速度，另一个是劳动力增长比例，并把货币供应的年增长率控制在这两个指标之内，如此以静制动、以不变应万变，反而可以使经济趋于稳定。
由于凯恩斯主义的“权变”政策无法化解西方国家的“滞胀”，所以多数市场经济国家都先后实行了“简单规则”的货币政策，瑞士、德国、日本则被认为是由于实行稳定的货币增长政策而控制了通胀；当年以撒切尔夫人为首的英国保守党政府，更是惟“简单规则”是瞻，美国里根总统上台后所提出的“经济复兴计划”中，也把控制货币供给量作为主要项目。“简单规则”货币政策所产生的深远影响，足可窥其一斑。
（本文为作者在中央国家机关“强素质做表率”读书活动上所作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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