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籍桂林的梁漱溟，早在其曾祖一代已移居北京。由于他的父亲梁济在当时社会改革潮流的冲击下是个主张“经世致用”的改革者，对他的启蒙教育是让他读新学。1906年，梁漱溟考入北京顺天中学堂，在此学习期间他以“人生问题梁漱溟曾以“救国救世”之目的把“求佛出世”作为他上下求索的道路之一。1913年后的一个时期，他苦读佛典，开始吃素，拒绝父母为他成婚，并曾一度要出家为僧。他写的佛学论文《究元决疑论》是他钻研佛学和研究印度文化的结晶，也是后来被蔡元培赏识，聘请他到北京大学任教，主讲“印度哲学”的重要依据。在北大任教的七年（1917年~1924年）正是他从“佛”到“儒”的转变时期。1921年《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出版是他最后由佛转儒的标志，是使他成为现代新儒家创始人的奠基之作。
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他系统地阐明了儒家的人生哲学、文化哲学，提出了解决中国文化危机和改善人类生活模式的设想。从1921年到1929年，该书从第1版连续出到第8版，当时的影响之大由此可见。在书中，他提出了一个新概念：“意欲”。他认为，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生活样法”，而生活就是无尽的“意欲”。虽说不同的民族的文化表现为不同的特质，但只要看这个民族生活样法、最初“意欲”的出发点就可以了。据此，他提出了“三种文化类型”、“三种路向”说。西方、中国、印度分别代表着三种文化类型、三种不同的路向，从而在历史上展现出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三个阶段。他认为，以上三种文化、三种路向，其哲学上的特点是：西方哲学中“知识论”有掩盖一切之势，成为哲学的中心；中国宗教素淡，绝少注意知识，而人生之部分极盛与形上学相连，占哲学之全部；印度宗教概括了人生思想，其哲学之全部为宗教问题。（《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68~69页）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出版在当时的思想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必须指出的是：新儒家对于中国实现现代化之需要科学与民主，是明确认同的，认为这两种精神“完全是对的”，应“无条件承认”；他曾经公开宣布：“我有一个最大的责任，即为替中国儒家作一个说明，开出一个与现代学术接头的机会。”（《梁漱溟全集》第2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36页）可见，新儒家是主张在保持民族文化自主性的前提下来消化、整合、涵育这些现代内容。他针对全盘西化派的偏弊所做的反击，无疑是新文化运动的“对立互补”的因素，是“五四”文化启蒙运动中的不可或缺的一环。
继《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之后，《中国文化要义》是梁漱溟又一部体现新儒家思想的专著，这部著作从开始动手到出版前后历时9年。1941年他在桂林时，曾为广西大学师生作过专题讲演，1942年初开始动笔，到1944年陆续写成6章，约8万字，以后因故辍笔。1946年11月他到四川北碚办学，重新整理旧稿，到1949年终于写成，11月由路明书局正式出版。
他在“自序”中说，写此书意在“为解决中国问题”，而解决中国的现实社会问题，必须从中国文化入手。用他自己的话说，为了“建设新中国”，必须“认识老中国”。在“绪论”中，他提出了中国文化的七大“个性”（独自创发；自具特征、自成体系；绵永其独立之民族生命；能包容吸收外来文化，等等），十四个“特征”（广土众民；众多民族之同化融合；历史久长；有内在的伟大力量，等等）。（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7~8、8~24页）在这“个性”和“特征”的影响与陶冶下，造成了整个中华民族的十大特点：自私自利；勤俭；爱讲礼貌；和平文弱；知足自得；守旧；马虎；坚忍及残忍；韧性及弹性；圆滑老到。（《中国文化要义》，第25页）
他认为，中国人重家庭而不重集团生活，以道德代宗教作为人生信仰，相对于西方文化，中国文化是理性文化，西方文化是理智文化。这种“理智文化”是与物质文化相联系，这种文化的向上发展，才进入“理性文化”。“理性文化”考虑的是“人”而不是“物”，是人心对人心的问题。中国文化未经物质文化的充分发展，就走上了理性文化的高级阶段，所以说它是“人类文化的早熟”。
在“十年动乱”遭受批评的逆境中，梁漱溟写成了《东方学术概观》（包含《儒佛异同论》，1966；《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1974；《东方学术概观》，1975），1986年，巴蜀书社将这三篇文章合集出版。其中《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一文已经先在1985年5月、6月的《群言》杂志上发表，是在当时那个“批林批孔”的特殊年代，他自己也被点名为“现代的大儒”而不断地受批判的情况下，为捍卫儒家真义而同“四人帮”作抗争的产物。
《人心与人生》则是梁漱溟在晚年总结其终生思虑、实践和体验而写成的重要著作。此书写作过程的时间跨度很大。1926年、1927年、1934年前后三次用这个题目，在不同的场合做过演讲。1926年、1955~1957年两次写了序言，都因故没有写正文。1960年到1966年夏，陆陆续续写成了前七章，又因被红卫兵抄走了资料而未能继续写下去。直到1970年他才再次动笔，1975年终于完成全书。1984年他“倾平日节余之全资”自费出版该书，1985年又由三联书店再版并向国外发行，1987年该书日译本出版。
在该书的“序言”和“书成自记”中，他说明了写作的缘起与相关的情况。早在他写成《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在北京大学讲授“儒家哲学”课时，就发现该书中的认识错误并打算加以改正。“其改正的要点全在辨认人类生命（人类心理）与动物生命（动物心理）异同之间。此一辨认愈来愈深入与繁密，遂有志于《人心与人生》专书之作。”（梁漱溟：《人心与人生》，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20页）在《人心与人生》中，他反复论述了人类生命（人类心理）与动物生命（动物心理）之间的异同，认为，“本能”是一切动物与生俱来的，也是“人类生活所不可少的工具”；“理智”是人类静以观物的心智，得到的是外界的“物理”，夹杂着个人好恶的感情；而“理性”（罗素称之为“灵性”）则是人的清明自觉的感情，是人类站在公正无私的理性感情上观物，得到的是情理。
梁漱溟以解决“中国社会问题”和“人生问题”作为他的毕生志向，人们当然可以不同意他的政治观点和社会改革的主张，但不能否认他是爱国的。人们也可以不同意或不完全赞成他的学术观点和新儒家的思想，但他那好学深思的执著精神，他对传承中国古代文化的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心，不由你不为之而感动。宋代著名哲学家张载曾经有这样的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对于梁漱溟来说，他的一生就是“为往圣继绝学”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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