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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译林合作的愉快记忆

2009-12-09 来源:中华读书报 作者:■刘士聪 我有话说
译林出版社和《译林》杂志社已分别走过二、三十年的历程,时间不算太长,论年龄也不算太大,刚刚步入青壮年,但因办社办刊宗旨明确,一直朝着确定的目标努力着,现已成为国内介绍外国文学与文化的阵地,沟通中国与世界的
桥梁,在国内外出版界都有很好的声誉。

译林人对待工作总是那样认真负责,对待作者或译者则非常热情,那样的谦虚。他们常常不忘人们对译林出版社的“关注、爱护和支持”,常常向人们表达“诚挚的敬意和感谢”。这让人充分感觉到他们待人的诚恳与亲切。其实,出版社与作者(译者)之间的关系总是相互的,一方面作者(译者)支持出版社的工作,同时,出版社也在自己的平台上扶持培养了作者(译者)的成长。

近年来,我与译林出版社很有一些往来,虽不算很多,但每次交往都给我留下好印象,使我产生愉快的感觉。缘于书稿事宜,我先后和译林社的刘锋、於梅和王理行三位有过比较多的接触。

大约是1999年,我在青岛的一次翻译研讨会上遇见刘锋先生,坐在同一桌上吃晚饭。那是我们第一次见面,刘锋问我,愿意不愿意把我在《中国翻译》杂志上发表的译文结集出版,我说很愿意。他说把译文整理一下,然后再联系。第二天,他因公务提前回南京。会后我着手整理文稿,花了一年多的时间把历年在《中国翻译》“自学之友”栏目上发表的汉英翻译译文和英语散文评析文章归纳、分类,还对文字做了修改,加上我早先翻译的一些中国现当代短篇小说,汇集成一本关于翻译与鉴赏的书稿。我很快把稿子发给刘锋,他逐篇审读了文章,提出很多具体的修改意见,特别是在体例上,他建议全书可分四个部分,一、“散文鉴赏”,二、“散文汉译”,三、“散文英译”,四、“小说英译”。他还建议每部分除译文之外,再增写评析文字。这样,书的结构和布局就清晰了。他还为书中个别内容增补了注释。经过反复讨论和修改,《英汉・汉英美文翻译与鉴赏》一书终于在2002年由译林出版社正式出版。从之后的销售情况看,这本书还算受欢迎,不久又再版。

此后又过了三四年,刘锋给我来电话,说想对《英汉・汉英美文翻译与鉴赏》进行改编,继而推出一个新编版。他的具体意见是:将2002年版本内容进行整合,删掉原书的“小说英译”部分,将剩余的部分整合成上下两编,上篇为《散文汉译》,包括原书“散文鉴赏”和“散文汉译”的主要篇章,并增写“翻译提示”;下篇为《散文英译》,为使文体一致,将原书内容删掉一些,再增加一些,使其呈现一色的现当代散文。这就是2007年出版、2008年再版的《英汉・汉英美文翻译与鉴赏》(新编版)。

这是我和译林社最初的两次合作,两次合作都很愉快,整个过程好像很简单,很顺利。简单、顺利是因为作者(译者)和编者的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特别是编者的真诚,真诚做事业,真诚为作者(译者)搭建平台进行合作的精神。

《英汉・汉英美文翻译与鉴赏》(新编版)的责任编辑是唐晓萌和於梅,於梅与我直接联系多。我趁这次出新编版的机会对原书的全部内容做了重新审定和修改。交稿之后,我发现仍然有不少需要修改的地方,于是不分巨细,屡屡要求於梅改动书稿的内容。我知道,书稿一旦进入编辑程序,修改起来很麻烦,但於梅总是按照我的要求对相关内容进行修改。书出来以后,我发现,我提出修改的地方都准确无误地改了过来,心里很是有些感触。然后是寄样书、汇稿费之类环节,每次寄书、汇款之前於梅要发出通知,寄出汇出之后还要通知,告诉我样书已经寄出,稿费已经汇出,提醒我注意查收。对于於梅所做的这一切,我由衷地感激。但我每次对她表示感谢时,她总是说,“这是我应该做的”。这简单的回答里有一种精神――做好自己应该做的事情。编辑的工作也许普普通通,但这种境界很可贵。

2005年,我有幸参加译林出版社承办的一项公益性质的翻译工作。在2003年,南非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纳丁・戈迪默邀请世界上21位著名作家各贡献一个短篇小说汇集成《爱的讲述》一书,将出版所得全部用于防治艾滋病事业,译林出版社承办了这本书中文版的翻译、出版工作。2005年夏天,负责编辑此书的王理行打来电话,提到译林社正在为这本小说集物色译者,还说这是一次公益活动,希望我能承担其中一篇。我深知这样的机会不是经常有,于是接下美国作家约翰・厄普代克的短篇小说《走向死者之旅》的翻译。那篇小说里引用了一些希腊罗马神话的内容,其中有古罗马诗人维吉尔《埃涅阿斯记》中的一句拉丁文,inimical refugit/in nemus umbriferum coniunx ubi pristinus illi/respondet curisaequ atque Sychaeus amorem。虽然作者在引文前面已经用英语叙述过这句话的意思,即“然后她怀着对他的仇恨,匆匆离开,回到树林的浓阴里,在那里,她的前夫希凯斯关切她的烦恼,回报她的爱”,我还是希望把这句话的确切含义弄清楚,以避免疏漏。我向王理行谈了我的想法,不久他就把这句话的出处以及杨周翰先生的翻译传给我。我根据杨先生的翻译核实了我的译文,并将王理行提供的材料放在这句拉丁文的注释里。作为这本书的责任编辑,他要面对21位译者,对于其中一个人所提出的具体细节仍能给予这样周到的帮助,足见其责任心之强。

《爱的讲述》中文版最后赶在2005年12月1日世界艾滋病日之际出版,译林社还邀请关心艾滋病防治工作的高耀洁、濮存昕和蒋雯丽分别为该书撰写了序言,这无疑是有特殊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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