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C.P.斯诺发表那场著名的有关“两种文化”的演讲，已经有整整50年了。10年前，一个评论家在回忆此事时，
斯诺在演讲中的感性描述要远远超过理性的分析和论证。我们对一个发言稿的逻辑严密性，不应当有过高的要求。用自己的亲身经历现身说法，斯诺趣味盎然地描述了他常常与之打交道的两个群体――科学家与文学知识分子之间不和谐的状况：彼此视对方无知、相互蔑视并毫无沟通的欲望。如果我们的注意力不被斯诺的精彩演说过度吸引，就能发现，他所讲述的实际上是关于不同学术群体（或者说学术圈子的故事）。现代社会，没有哪个所谓的文化精英不被深深地卷入某个（或某几个）学术圈子中去，也没有哪个文化精英体会不到圈子内和圈子外氛围的巨大差异。因而，文化分裂的问题，很多人都有深切的感受。只是在斯诺之前，没有人像他一样，用一种幽默，浅白，同时又非常具有时代感的方式，把它们表达出来而已。所以，虽然只是一种极具个性化的叙述，斯诺的演讲也能够产生不亚于一枚“导弹”的威力。在后来发生的争吵中，很多人就质疑“二”是不是一个恰当的数字，因为，以斯诺的思路，说“三种文化”甚至“N种文化”的分裂，在现实社会中都能够成立。斯诺本人对此并没有实质上的反对。他只是辩解说，之所以用“二”这个数字，是由于科学在现代社会具有强势地位，我们更容易观察到科学家群体与其他知识分子群体之间的分裂和冲突，而且这种分裂和冲突带来的社会后果最为严重。
因此，必须注意到，无论是在这次演讲还是后来的讨论中，斯诺从来没有论述过“两种文化”的分裂是某种本质的东西。也就是说，“两种文化”的分裂并非人类两种精神的分裂乃至对抗，而只是当下社会的一种病态表现。在斯诺看来，病因其实非常简单――社会分工和知识爆炸带来的教育过度专业化，它把人们弄得狭隘而偏激，缺乏足够宽广的胸怀和视野。因此，虽然文化精英们都受过良好的教育，但囿于专业和个体经验的限制，不同背景之间的个体往往很难沟通。同时，这不意味着治疗同样很简单，因为它涉及太多的复杂因素。
现成的中文词汇中，最贴近“两种文化”内涵的当数“文人相轻”和“党同伐异”。通俗点说就是：搞科学技术的人看不起玩弄文字游戏的人，反过来亦如是。斯诺不喜欢用“技术”这个词，他喜欢用的词是“应用科学”。不过，几乎从一开始，这样一种下里巴人式的理解就不是“两种文化”在中国传布的主旋律。人们很快（而且可能是相当随意地）把“人文”这个概念与“科学”对立起来，“两种文化”的问题也就真正变成了“科学”和“人文”这两种“文化”（甚至“精神”）之间的问题。由此，“两种文化”攀上了一条“曲高和众”的高雅路线，以至于“不谈点科学与人文，就称精英也枉然”，在今天差不多已经成为精英们的共识。按照这种路线，发展出了一种流传极广的说法：科学求真，人文求善（也许还可以加上美），因此要科学与人文并重。这句口号式的标语读起来朗朗上口，看上去正确无比，但令人遗憾的是，这种说法如果说不是最坏的，也是最庸俗的。
从哲学的角度出发，“真”、“善”、“美”之间有没有区别，是一个引人入胜的大问题，此处姑且不论。在我看来，答案是没区别。一般地，在日常用语中，“真”意味着对某种事实或某个规律的描述，“善”意味着某种更合理、更人性化的东西，“美”则是某个能引起人愉悦感的对象，三者所指的确有所不同。但是即便如此，科学就不求“善美”，人文就不求“真”吗？
上述第一个问题不值一哂，斯诺演讲中的某些部分完全可以看作对它的反驳，尽管他无意这样做。斯诺说，从事科学工作的人常常被其他类型的知识分子讥笑为盲目的乐观主义者。为什么呢？因为科学家的工作往往更加贴近于人类面临的实际问题――饥饿和疾病，而且他们相信通过自己的努力可以减轻甚至消除它们给人类带来的不幸。相似的观点不断被后来的人们重复。这几乎把科学拔高到了与“善”等同的地步。关于“美”，斯诺所谈不多，只是在提到当时的一个重大事件――杨振宁、李政道发现宇称不守恒定律时，使用了“极具美感和创造力”这样的形容词。倒是著名的科学家费曼，对科学和美有过一番好玩的言论。费曼说，一个艺术家朋友试图给他洗脑：瞧，这花多美！可你们科学家在用分析的方式把它解剖之后，它就变成一个毫无趣味的东西了。持这种观点的人恐怕也不止一个两个。费曼把他这位朋友称为“狂妄的顽石”，并不客气地反唇相讥：艺术家们从这朵花上看到的美，科学家们完全能照单全收，但科学家们可以从这朵花上领略到的美，艺术家们却未必能！原因很简单，科学家可以从这朵花中看到更多的东西，比如细胞的结构，比如这朵花与某种昆虫的关系，等等，而这些，无一不蕴含着摄人心魄的自然之美！
上述的第二个问题具有更强的迷惑性。由于“人文”一词在中文语境中实在太过含混，我们甚至不能像理解“科学”那样，大致为其确定一个哪怕是模糊的意域。但无论怎样理解“人文”这个概念，要说它与“真”无关，至少我不会同意。在我看来，那些流传千古的经典文本，不管是文学的、哲学的抑或其他方面的，很难相信在其中没有某些我们可以称之为“真”的东西存在。我也绝对不相信，像马丁・路德・金这样的殉道者，会认为他毕生追求的信念中不包含“真”这种东西。类似的例子举不胜举。有聪明者可能会反驳说，这里的论述是偷换概念，因为此处之“真”与科学之“真”，并不具有相同的意义。科学之“真”，客观而有普适性，此处之“真”则主观且往往因人而异。不能不说这是一个有力的反驳，我唯一可以解释的是，这样的区分只有相对的意义，而无绝对的价值。打个简单的比方，牛顿眼中的世界，与今日物理学家眼中的世界，大不相同；而柏拉图心目中的“正义”，与今日普通人心目中的“正义”，相同的东西也许要超过不同的东西。
因而，所谓“科学求真，人文求善”不过是一个虚假的陈述。它的恶劣之处，不仅仅是它毫无意义，更重要的是它让人形成一个错觉：科学与人文的冲突乃是本质上的一种分裂和对峙。就此而论，从“两种文化”到“科学与人文”，斯诺命题经历了一个奇异而刺耳的变奏。在斯诺那里，“两种文化”的分裂，是一种现象，一种需要治疗的病态的社会现象――它没有任何解释能力，而是需要我们为它寻求原因，对症下药。但所谓科学与人文的分裂，则远远超越了现象的层次――它在把一种子虚乌有的“精神分裂症”强加给人类社会之后，本身便不再需要任何解释，而变成了一种“万金油式”的解释体系。迄今为止，任何与科学技术有关的热门话题，基本上都会看到人们在使用它。科学与宗教之间的争论，被看作是科学与人文的冲突；诸如技术进步（特别是基因技术）或者某些大型工程（特别是水利工程）是否应该实施引起的争论，则被演绎为咄咄逼人的科学霸权与坚守人类伦理底线的人文之间的较量；而像海啸、地震甚至“三聚氰胺”这样的天灾人祸，竟然也激发出了人们关于科学和人文的无限遐思……从一个需要别的原因加以说明的现象，到为别的现象提供说明的原因，没有比这更加彻底地颠倒了。效果如何？一个身形算不上魁伟的巨牛级明星，曾经说过一句经典而暧昧的广告语：“谁用谁知道！”没有比这更恰当的答案了。斯诺对他所观察到的现象深感忧心。在演讲过去4年之后，他用一篇长文重温了“两种文化”以及它在这些年里带来的争论。他仍然坚信，在教育方面做出适当地调整，能够最大限度地消除文化分裂导致的负面影响。在文章的末尾，他动情地写到：“要是运气好的话，我们能够教育出比例较高的具有良好思维能力的人。他们不会无视艺术和科学富有创造性的经验，不会无视应用科学的成就，也不会无视绝大多数同胞可以消除的苦难，以及那些一旦察知便不可推卸的责任。”这算不上一个高远的理想。以我有限的经验，至少在高等教育领域，这些年的调整，似乎是向这个理想靠近了一小步。不过，如果动辄把科学和人文挂在嘴边的人越多，我们离这个理想就会越远。因为，在一个看上去很美的理由让我们心安理得的时候，那些“一旦察知便不可推卸的责任”便在我们的眼前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斯诺的引文请参阅《两种文化》，C.P.斯诺著，陈克艰、秦小虎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年1月第一版，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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