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部小说中，严歌苓通过一个荒诞的故事，讲述了冒充媒体记者的“宴会虫”骗吃骗喝的怪诞生活，并透过他们的视线，反观充斥人性堕落与腐化的欲望盛宴；在她黑色幽默的映衬下，字里行间无不渗透着“食色性也、人欲横流”的夹缝气息。所以，她接受记者采访，第一句话就是“对不起了，多有得罪”。
读书报：您写作《赴宴者》初衷是什么？
严歌苓：有一次和陈冲为《扶桑》选角色，她在《焦点访谈》看到一个节目，说很好看，像喜剧电影。我当时没来得及看，回去看了带子，觉得是很好的故事，它的横断面特别能说明中国的现状，我想把它写成小说。我的美国梦的最后一部分，就是用英文写作，这部小说很适合用英文写作。这部作品2006年在美国出版，2007年在英国出版，中文版在台湾出版过，现在已经被华纳买了版权，可见中国文学缺少反讽式的尖锐喜剧。
读书报：您觉得什么样的小说适合用英文写作？选择的标准是什么？
严歌苓：其实我第一部用英文写的小说是《第九个寡妇》，用英文写史诗性的作品，感觉有点自不量力，选择用英文写《赴宴者》，是因为人物比较单纯、集中。我写它有玩的心理，想写着玩，在玩的过程中写出来，成不成没关系。
读书报：听说您为了写《赴宴者》真的去体验了？但是也有声音说，写的不尽真实。
严歌苓：我做了两次“宴会虫”进行体验。它是一本英文小说，像果戈理的《钦差大臣》，得允许夸张。我这里很多内容是经过夸张的，不能在字面上理解，要进入喜剧情景。
读书报：既是从《焦点访谈》受到的启发，这部作品有原型么？
严歌苓：有。这个故事40%是真实的。小说的人物原型在接受采访时说，在一个大型会议上，像他这样的“宴会虫”有三四十个，他的眼睛能认出同类。我觉得他的话有喜剧色彩。
读书报：那么他是在什么地方打动了您？您对书中主角董丹，是一种怎么样的心理？
严歌苓：最打动我的是爱情。对于董丹我很同情，他身上有着小人物的卑微，但毕竟他爱他的妻子，如果不是为了硬要把妻子塞进宴会，他也许会太太平平地吃下去，现在很多人有钱了，就对妻子很淡漠，而董丹最耿耿于怀的，就是想让妻子也享受到宴会。
读书报：英文写作和中文写作，有什么不同的感受？
严歌苓：用英文写作不像用中文写那么容易。中文写一遍就可以了，英文得反复地决定哪个句子最好。前一天写完，第二天一早再从头到尾地改，四五次才能决定哪个更好。英文不是我的母语，我不是很自信。其实用中文写作也不自信。我不是自信的作家。英文写作更苦，每个神经都绷得很紧，很刺激。总之用英文写作还是愉悦的经验。
读书报：您的创作应该说很顺利，为什么还会“不自信”？
严歌苓：其实我的写作还是很幸运的，从第一次写作，就没有退过稿子。写完《小姨多鹤》，我觉得拿不出手，用铅笔写完后，让打字员录好存在电脑里，7个月的时间没动，希望能改头换面。最终拿出来是因为出版社在催。我总在想可能砸了。在台湾我得了9个文学奖，每次寄出作品我就想我死了……我做任何事都不自信，做饭也是，做出来总不停地道歉。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不自信。我不是畅销书作家，只是尽力去写，希望写完了以后不愧对自己，不愧对文学。
读书报：您很少写散文、随笔。
严歌苓：我希望通过小说表达藏着的东西，我喜欢躲在众多人物后面说我想说的东西，这样写起来更痛快，不会考虑被谁攻击，而一写随笔就忍不住撒谎。
读书报：当时没考虑自己改写么？为什么交给别人翻译？
严歌苓：拿出两三个月的时间翻译自己的作品是乏味的事情，未知是创作最刺激的状态。翻译就是个技术活，不会让我high，没有刺激，而我手里要写的东西太多了。作为原作者，我没有一行行地去对比，但我还是发现了语法错误，而且还不少。英文作品翻译成中文，通常篇幅会变短，我想不通这本十来万字的小说，为何翻成中文后反而长了。
读书报：接下来会写什么作品？
严歌苓：要写一部跨度很大，以男性为主角的小说，需要到艰苦的地方去体验生活，还有很多开了头的作品要写下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