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那是个七月。我们前往新疆参加“世界文学中的生态主题”研讨会。同行者中有老朋友刘锋先生。承蒙接待单位的盛情，会议安排得十分科学、周到，将学术研讨和实地考察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与会者都觉得收获颇丰。
来到新疆，你便会感叹世界的辽阔和壮丽。
新疆人实在好客。朋友来临，哪能不豪饮一番。于是，喝酒，对于我们，尤其对于我和刘锋，便成为一种考验，甚至有赴汤蹈火的意思。我本来就不太会喝酒，加上几个月前，刚在一场交通事故中受伤，还在疗伤之中，医生叮嘱：万万不可贪杯。而刘锋也早于某年因健康缘故干脆戒了酒。这样的理由合情合理，绝对有力。因此，各类场合，我们都严格把持，和酒保持着适当距离，维护着自己的防线。就以茶代酒吧。以茶代酒，同样能表达心意。
可在布尔津，情形发生了变化。那是一个北疆小镇，偏僻，古朴，安静，没有什么高大的建筑，也没有什么喧闹的街市，街上甚至都见不到多少行人。典型的边疆城镇。从北京、上海、南京等城市来到此地，这样的宁静，对于我们多么难得，也就格外宝贵。我们自然都十分乐意住上一宿。地方干部执意要款待我们。盛情难却，我和刘锋一如既往，打算以茶代酒答谢主人的盛情。那晚，布尔津计委副主任王志新是东道主。当我们介绍刘锋先生是译林出版社总编辑时，只见他眼睛一亮，对刘锋说道：“我是译林社的老读者，读过许多你们出的书。特别喜欢卡尔维诺的小说。”王先生说话声音不大，很文静的样子。他的这番话语，轻轻的，却极有冲击力。我们绝没有想到，在一个边疆小镇，竟然有一位地方计委干部每天利用业余时间，在孜孜不倦地读着译林社出版的各种图书：卡尔维诺、塞林格、普鲁斯特、加缪、王尔德们的作品，等等，等等。这是怎样的惊喜和欣慰。那一刻，言语变得苍白，酒成为最高表达。我和刘锋竟同时主动为自己倒上酒，为了译林出版社，也为了文学，要好好敬敬这位边疆的朋友。几杯之后，禁忌被彻底打破，距离也顿时拉近。王先生不断地举起酒杯，说着：“高兴高兴！”每回，我都先是一愣，待反应过来后，立马端起酒杯，一干而尽。在新疆，喝酒时，如果有人对你说“高兴高兴”，就是要同你干杯。高兴就是干杯，干杯就是高兴。那一晚，我们究竟喝了多少酒，根本就记不得了。那一晚，我肯定是醉了。因为同事后来告诉我，在回宾馆的路上，我还一直在说个不听：“我要留在布尔津，布尔津真好！我要留在布尔津，布尔津真好……”完全失态了。
后来，在其他场合，我又醉过两回。一次是诗人沈苇请客，他以及他众多的作家朋友都是译林社所出好书的铁杆读者。另一次是新疆发改委李主任宴请，他长期订阅《译林》杂志，能如数家珍地复述《译林》杂志上的不少小说。当时自己醉成那样，现在想想都有点脸红。但我一点也不后悔。那样的时刻，惟有酒能表达我的敬意：对译林社的读者的敬意，对译林社的敬意。
我也是译林社的忠实读者。每每谈到阅读，禁不住会想到译林社，想到译林社出版的那么多好书。可以说，阅读译林社的书已成为我阅读生活的重要部分。这么多年，究竟读过多少译林版图书，自己都记不清了。卡尔维诺在谈论经典时，说过一段同样经典的话：“这种作品有一种特殊效力，就是它本身可能会被忘记，却把种子留在我们身上。”我觉得，译林社出版的不少书就有这样的“特殊效力”。种子肯定早已留在了我们身上。种子其实也同样留在了译林社身上。时间推移，不少种子已经生根，发芽，长成一棵棵农作物和植物，长成一片片农田、果园和林子。
在文学日益边缘化的时代，译林社的存在，仿佛在顽强地表明：边缘有光。边缘有光，世界也就还有希望，生活也就还有期盼，还有真正幸福和温暖的可能。因此，对于译林社，除了敬意，我还始终怀有感激，无尽的感激。此时此刻，想到译林，诗歌开始在内心流淌，替代酒：
边缘有光
草原一次次沉醉
男人跃上马背，呼吸
路延伸着路
远方呼唤着远方
比高更高
比芬芳更芬芳
专制的水，劫持夜
以天的方式，让中心驻扎在心中
――摘自高兴《边缘有光》
在某种意义上，如果能抵达心灵，边缘也就成了中心。中心当然应该在心中。我愿以这样的诗句祝福译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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