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许多著名的学者一样，安丸良夫似乎注定也要思考这一问题。在《近代天皇观的形成》（安丸良夫著，刘金才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中
安丸良夫指出近代天皇制是一种“伪造的传统”。安丸认为近代天皇制的形成始于18世纪。关于天皇制的这样一些基本概念是在18世纪以后才出现的，并且是在一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
就“天皇”这一用语来说，在学术界有一个公认的事实是，直到7世纪为止，日本尚没有“天皇”这一称谓。直到实行律令制改革后被称为天皇的大和国家的酋长，一直被称为“大王”。“天皇”最初是用来表示宇宙最高统治者的道教的术语，加之当时的中国亦有“皇帝”的称号，于是古代王权便采用了这一富有权威意义的名称。
但是，“天皇”这一名称在当时并没有被一直沿用下去，从中世纪到近世，作为“天皇”的存在的统治者分别被称为帝、朝廷、主上、天子、院等，直到1841年，在光格上皇去世后被给予光格天皇的谥号，“天皇”这一称呼才得以复活。但是，用为死后的谥号的“天皇”与后来明治维新时期作为绝对权威的象征的“天皇”在内涵上并没有关联。明治维新政府是几经考虑后才决定用“天皇”这一称谓的。
通过对大量史料的研究和分析，在对近代天皇制的形成做了详细的考证和论述后，安丸提出了近代日本的天皇制是在幕末前后伪造出来的传统的学说，并且对天皇制赖以形成的处于转折期的近代日本的精神动态做了独到的分析。安丸认为对水户学派的危机意识的分析，是理解近代天皇制的一个重要环节。“近代天皇制是在内外危机加重的情况下用来对应秩序崩溃的重建秩序的原理，是用来克服上述危机的不安与恐怖所必须表现出的自强心理的产物”。
安丸在《近代天皇观的形成》中采用的是重视民众思想的研究视角，将天皇观以及其权威性的存在视为“广大民众的幻想”的结果。
安丸学说的形成自然也离不开具体的社会背景。1965年以后，在历史学中出现了由色川大吉和安丸良夫等人开创的“民众思想史”研究领域，其中著名的学说有安丸良夫提出的“通俗道德论”。安丸在《日本的近代化和民众思想》中指出只有民众才是历史发展的主体，他将聚焦点放在支撑着日本近代化的民众身上，并认为民众的思想观念是通过日常的道德教化逐渐形成的。因而在研究日本的近代化的发展时，应该研究民众的意识、动机和思想。为此，安丸通过大量的史料具体分析了勤勉、节约、谦让、孝行等通俗道德在日本近代化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他认为对日本近代化的研究只能是对这些通俗道德的形成和其功用的研究。并且，安丸从具体的特定现实出发，通过对家族的没落、农村的荒废采取的对应措施，也就是对通俗道德在民间的形成过程及其作用进行了探讨。自然，这种观点的提出与安丸早年的农家生活体验是有其内在联系的。由家庭、村落的兴盛与衰败，他悟到了整个社会的运转机制。
通俗道德倾向于研究“民众”而不是“人民”。用安丸良夫的话来说就是，自60年代以后“我们不再用‘人民’的说法了”。再者，就对日本的近代化的研究来说，以往对日本的近代化的研究存在着只注重对知识阶层思想观念研究的倾向，下层民众的行为及思维方式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在某种意义上，安丸的重视民众的观点也是对以往以丸山真男为代表的观点和方法的挑战。
安丸良夫在《近代天皇观的形成》中对天皇观的审视实际上也是对日本近代化的历史，即天皇是率先推进文明开化的具有神授能力的政治领袖的概念的再探讨，而且，在一定意义上，日本近代化的实现并不是“自上而下”的，日本近代化的问题，应从民众思想的观点去理解和把握。
总的说来，战后日本的社会思想研究在理论和方法上经历从讲座马克思主义学派到民众思想、社会史观等视角的转换，在这种转换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战后日本学者心路历程的转换轨迹。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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