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信是研究一个思想家的重要资料，它对于了解思想家的意义是多方面的。首先，研究一个人必须知人论世，书信可以使后来的研究者对研究对象对其时代的理解和感受有清楚的了解，从而对他的思想形成和发展的语境和深层次原因有恰当的把握。其次，按写信日期编排下来的书信在某种意义上给我们提供了研究对象思想发展的线
上海书店出版社今年出版的《熊十力论学书札》，可以说满足了上面所说的所有要求。在中国现代哲学家中，若论性情中人的话，十力恐排名第一。金岳霖说熊十力哲学后面有他这个人，真是恰如其分。如果说在像《新唯识论》或《体用论》这样正式的学术著作中他的个性张扬还有收敛的话，那么在书信中，尤其是在本书收集的书信中就表露无遗了。在这些书信中，十力挥斥笑骂，一抒胸臆。然而，这些书信中的熊十力给我的印象绝不是一个肆无忌惮的哲学狂人，而是一个在时代的剧变中痛苦挣扎，甚至有点无所适从的思想者。大陆鼎革之际，熊氏彷徨无地、疑惑恐惧之情，跃然纸上。然最终对中国文化的责任心超越了对个人出处的考虑，决意留下尽一己之责。此中艰辛，岂无知妄人所能解？
熊十力思想发展中一大问题，就是如果看待他1949年及以后写的著作，尤其是《韩非子评论》、《与友人论张江陵书》、《原儒》、《乾坤衍》。毋庸讳言，这些著作关心的问题与他以前的著作有明显的差异，政治敏感如徐复观者，在《韩非子评论》一发表就说十力“欲为其（共产党）执鞭”。但这一时期的书信却告诉我们，熊氏晚年的这些政治哲学和社会哲学的著作，绝非那些反共意识远过哲学意识的人所以为的那样，是“向共党求饶”，而是有其时代与思想相互激荡的内在原因。一方面熊氏在40年代后期读了一些（不多）马列的著作，虽不同意其存在论的立场，但对其的社会政治理想却表同情。另一方面，在时代剧变的刺激下，他对“三十以后好穷玄”有所反省：“六十（1944年）后，遭世变之烈，始觉咸、同诸老，为学以义理为宗，以谦虚、笃厚、切实为做人之本，……。以关心民生国计，讲求实用，为其毕生致力所在；言而可见之行，动而必求寡过，……。吾每念，今日学风，与其承乾、嘉，不如学咸、同间湖、湘诸老。”既然肯定晚清经世之学的为学方向，又同情社会主义的政治理想，产生了以儒马互释的政治哲学和社会哲学又有什么奇怪的？况且十力向来试图打通中西。当然，他可能会有希望他的著作能为当道所容的考虑，但这绝非这些著作产生的根本原因。
当今人们对民国学术往往赞美有加，可是，熊十力对民国学术却是始终持激烈批判的态度。在他看来，民国学术最大的问题是没有真知正见，“人人无求真知正见之念，无深沉厚重之风，将知识见闻作为扬名社会之具，无一毫反身之诚。”“哲学则中西两不是，向西乱拾几毫论调来，谈不上有穷源竟尾的研究。于中则根本鄙弃，但为无法出风头，则不惜稗贩洋人一二空名词，并取古人几个名词，或几片语杂合来，以之论道，以之言理。”“而今之知识分子，无论为左为右对根本切要之各大问题，同不注意，同不说半字。或空呼民主而外倚，或顺从危乱之政府，或漠然无感觉，一切不关心，还想现局可安，不会有事。”十力对民国学术思想的描述，衡诸今日，似也有相类处。
此书对熊十力与吕徵和刘静窗往来书信的收集，的确有相当价值。只是他与梁漱溟的通信对于了解两人的思想和关系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熊十力论学书札》只收了熊十力给梁漱溟的信，而没有收梁漱溟给熊十力的信，不能不说是个遗憾。从书中所收的熊十力给梁漱溟的信来看，既有对自己思想的说明和辩护，也有对梁漱溟思想的批评。熊和梁是新儒家中最有原创性的哲学家。有意思的是，两人对对方的批评都是对要害下手。梁对熊的批评是熊不该将西方宇宙论、本体论之类的概念、思想用于中国哲学，而熊却独好宇宙论与本体论。熊为何要坚持宇宙论，的确是一个值得深究的问题。从他“我所差的是科学”这句话里，可以发现一些蛛丝马迹。伦理本位是梁漱溟解释中国传统社会与文化的核心思想，而熊十力偏偏激烈反对梁的这个思想，连带对梁氏对中国文化的基本判断。家庭伦理在儒家伦理和传统中国文化中的基础性作用，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梁漱溟基本肯定家庭伦理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正面意义；而熊十力恰好相反。在此问题上，他与五四激进主义者同出一辙：“家庭为万恶之源，衰微之本，此事稍有头脑者皆能知之、能言之，而且无量言说也说不尽。无国家观念，无民族观念，无公共观念，皆由此。甚至无一切学术思想亦由此。”一个六十六岁老翁以五四新青年的口吻说话，的确是在提醒我们，对新儒家的研究远远没有结束，可能还刚开始。新儒家是应该非常复杂的一个称谓，牟宗三、唐君毅与徐复观绝不能是新儒家的全部。熊十力与第一代新儒家的关系和分歧；对第二代新儒家的关系及批评，都还没有得到信实的揭示，而此《论学书札》为有志于该项研究者提供了难得的线索。
（《熊十力论学书札》，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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