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到陈乐民先生这句“思想家的影子可以拖得很长很长”，一时感动得怔住了，它像一行很美的诗句，不，它本身就是一首小诗了，令人吟诵良久。
在万圣书园看到陈先生的这本《启蒙札记》（三联书店，2009年10月），差点“哎呀”一声叫出来，仿佛心中某个隐藏的秘密被揭穿。陈先生在书中论及的18世纪，虽然其社
所谓现代性更意味着一种“现代心智”，它意味着怀疑、理性、批判和驳诘，意味着朝向现实而非经院的知识态度，并天生伴随着一种挑战权威的精神。后人可以对当年的“启蒙运动”说三道四，而这一点恰恰是启蒙运动所开启的：永不满足，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永不歇步。
陈乐民先生比较了四位启蒙人物：伏尔泰、孟德斯鸠、狄德罗和卢梭，他说自己最喜欢伏尔泰，因为“伏尔泰最有人性，也最理性”。而且尽管“伏尔泰一生经历不少坎坷，但他的性格却是欢快的、活泼的”。我一见陈先生喜欢伏尔泰，就喜欢陈先生了。可惜始终没能当面向陈先生有所请教。这样的机会永远失去了。
可是我也喜欢狄德罗，因为狄德罗最淘气，对自身人性的幽暗处了解最深。伏尔泰说“自然法就是令我们感到公正的本能”，“这种自然法既不整人，也不是拿别人来取乐”。狄德罗谨守了这两点，他只是喜欢拿自己来取乐。将自己一分为二之后，他写出了《拉摩的侄儿》这本也是活泼欢快的小书，堪与伏尔泰的《老实人》媲美。
陈先生这样形容狄德罗：“狄德罗的脑子像一群晚餐会上聚会的人在吵吵嚷嚷，你一言我一语谈笑风生。”这使得我更加热爱狄德罗了。
陈先生稍前出版的那本《对话欧洲――公民社会与启蒙精神》（陈乐民、史傅德对话，晨枫编译，三联书店，2009年1月），其中有关公民社会的话题，也是令人深感兴趣的。陈先生试图强调，公民社会的诞生，并非朝向一个新的理想国，而是在生活中一点一点积累起来，在欧洲历史上便是如此。陈先生提供的历史维度，对当今实践者，极富启发意义。
伏尔泰开创的“理性”与“人性”的传统，被不同人们继承下来。不同的人们分享了伏尔泰精神资源的不同方面，或者让这两部分得到不同的新组合。
《欧洲精神――围绕切斯拉夫・米沃什，雅恩・帕托什卡和伊斯特万・毕波展开》（[法]亚历山德拉・莱涅尔-拉瓦斯汀著，范炜炜、戴巧、翁珊珊、吴幼梅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年8月）一书中提到的作家和思想家，如诗人米沃什、哲学家扬・帕托切克、小说家米兰・昆德拉和伊万・克里玛、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以及政治学家伊斯特万・毕波，主要生活在20世纪东欧这个地区，在上个世纪纳粹主义和其他极权主义的多重灾难中，这些人们发展出某些独特的人道主义传统，其重心是对人类尊严的维护。
诗人米沃什曾经形容自己为“一出道德剧的罪人”。比起他内心生活的紧张压力，他外部生活的起伏跌宕几乎算不了什么。早年他是一个现代主义者，其精神底色是自由主义和国际主义，但是后来深陷的现实，却一再让他卷进相反方向的思考，即对于民族、同胞及善恶的思索。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他震惊于周围人们对待同胞的冷漠：一边是犹太区的炮声及其带来的黑色碎片，着火的房子吹来滚烫的风；而在附近不远的另一边，则是娱乐场所驯马场的欢腾景象。包括这之后，在不断涌现的新现实面前，人们需要不断放弃来自内心的忧郁和迟疑，远离人们曾经作为生活根基的那些根本价值及善恶观念。
缺乏内在尺度，缺乏“根”，“既不是不道德又不是道德”，成了人们得以生存的前提和条件。而很大程度上，降临到东欧身上的不幸，恰恰是另外那个欧洲全部问题的呈现。比起伏尔泰的年代，通过社会组织和意识形态发展出来的现代强权，要复杂和精致得多。现代权力机构“匿名、独裁、有功能性但无目的性，由一群身份越来越不公开的人所控制”，基本上朝向一个非人性的方向。这些思想者们提出了自己的警示和方案。
捷克哲学家雅恩・帕托切克曾经是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班上的学生，作为哲学教授，他的教学生涯先后被纳粹入侵和苏军入侵所打断，一生中在课堂上的时间加起来只有七年。但是这些完全不能中断他深入顽强的思考。在上个世纪60年代之后，没有工作的他成了这个民族的哲学灵魂。“道德并不是用来服务社会的，它存在的意义在于让人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不应由人按照自己的需求和愿望来定义道德秩序，相反地，应该是道德定义人。”
匈牙利政治学家毕波，分别担任过这个国家的内务部长和国务部长，工作性质差不多，只是处于不同时期。前一次是在结束纳粹统治之后，任期三年；后一次是在后来被判处死刑的纳吉的政府里，只干了三天，随后被贬抑至死。美国“9・11”之后，他关于“政治歇斯底里症”的幻象分析，重新被发现和评价。
在分析东欧小国的苦难中，他发现一种畸变的政治文化，即习惯性地认为自己一贯受害于大国，从而将一切与受辱有关的论题和国家荣誉联系起来，怨恨心理占了上风。而一旦被“受害者”的感情所充塞，出于强化自己本身软弱的情感，这个人（或这群人）会进一步想象加害者的庞大威力，因而处于亢奋不安当中，又被各种各样无名的恐惧所支配。
在这种情况下，这个（群）人便不能够培养其恰当的责任感，不能感到需要自己和本民族对眼前的事情负起责任，而认为一切都是别人的过错。结果造成一种“反民主的民族主义”，它极易演化成一种歇斯底里症状。
这种症状通常以集体的形式而发作――在对待历史的问题上，人们不论过去与今天，稍近的与遥远的，全都混作一团，由此形成一个自身的封闭系统：整个群体在幻想的解决方案中躲藏起来，以逃避现实世界的攻击。结果是人们与现实的关系越来越不真实，与自己的关系也越来越虚伪。所有政治歇斯底里症都伴随着一个症状：错误的自我评价的倾向。
所有这些思考同时也表明，“反思”如何成了今天知识分子的工作。这种工作甚至可以不依赖某个现实进程，成为一项与现实相平行的独立事业。这本《另一个国度――德国知识分子、两德统一及民族认同》（[德]扬-维尔纳・米勒著，马俊、谢青译，新星出版社，2008年5月），剖析了上个世纪90年代初两德统一前后，西德知识分子的种种思考和方案――而其中任何一个都没有被实际的统一进程所吸收。
君特・格拉斯始终认为德国不能统一，主要理由有：这是一个曾经犯下滔天罪行的民族，因而需要持续地惩罚；统一会令人遗忘历史，统一的德国民族可能会导致新的灾难。格拉斯的结论也许不必理会，但他坚持记忆历史、记忆苦难的精神令人动容。
哈贝马斯对于统一的迅疾速度感到担忧。他建议一个全德宪法公投，目的是在东西德之间建立一个新的社会契约，也许能够落实的是给东德人一个宪法爱国主义的速成指导。但是西德人不愿意拿他们的宪法冒投票之风险，而且东德人此前已经投票通过加入西德。哈贝马斯的建议没有人听。然而由他发展出来的宪法爱国主义却在这项讨论中得到延展，并发挥着持久的影响。
这就是：构成新的爱国主义基础的，是对于法律和共同自由的热爱，是聚焦于政治共同体中政治权利和民主程序，是自觉地肯定人们互相之间的政治原则，而不是对于现成的“传统”、“群体”或“民族”的认同。
但是哈贝马斯对于东德人们的了解和印象，还是让我吃了一惊。他承认自己就是感觉不到与东德的政治发展有什么联系：“像我们这样的人，更多地是对意大利或法国或美国的战后历史有同情，而不是民主德国。民主德国的历史不是我们的历史。这对我的子女一代人来说甚至更为真实，人们必须有权不带感伤地说出这句话。”他甚至认为1700万“未经教化”的东德人对于资本主义和消费品的渴求，意味着（西德）审美上及政治上向1950年代小市民的倒退。这个描述当然不雅，但是值得深思。我也顺便想到了那年此公来北京，引起这样那样的争论。所有这些中国的议题，对于哈贝马斯，肯定更加遥远。与统一的进程相伴随，90年代兴起的“新右派”，其表述也很有意思。在不长的时间之内，他们出版了两本书《西方纽带》与《自信的民族》，其中文章被称认为“质量各异的”(对不合格的委婉表达)，但“没有一篇是能被称之为学术性的”。他们的年龄比起68年一代来说，显得太年轻，但比起80年非政治一代来说，又太老了。他们觉得自己始终是受压制的。不过他们从左派学者那里，也学到了一点东西，就是再度获取文化领导权。他们喜欢互相之间引用彼此的著作。还有，他们不喜欢女权主义带来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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