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一个胖人，所以是一个好人。”《堂吉诃德》里有这么一句话流传了下来。可惜，不是谁都有塞万提斯的胸臆。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在《神谕女士》（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3月版）里说了一个胖女孩的成长故事，她在学校
辛酸的故事往往来自于隐秘的私人记忆。《神谕女士》里的主人公后来当了作家，写出了畅销小说，又给自己整了容，但在人前人后，那促使一个人行为乖张的儿时梦魇从来没有远离过她，就连当作家本身，于她而言都是一种自觉投入另册的选择，向对女作家的社会偏见发起不可能成功的挑战。在阿特伍德认真的自嘲面前，我不能不相信，《神谕女士》的故事，以及《道德困境》（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3月版）里那些断章残简，多多少少都取材于她的个人经历，尽管作家们对这种揣测从来不屑一顾。
好一个怪异的年份，我的书桌上飞舞着阿特伍德的精灵，它们怀抱无法见容于社会的单纯，挥舞着砸向看不见的坚固隔阂的拳头。《道德困境》是关于被规定、被逃避、被消磨的命运的故事集，无论是《我的前公爵夫人》里那对分手了的恋人，还是《无头骑士》里那个从率真的少女走向庸俗晚年的妹妹，阿特伍德式的人物都是无辜的受害者，所以他们呈现出精灵的面貌，以故作超脱的无知，来缓解真切的受创。多少次，这个聪明的女作家把我们的思路导入了模棱两可的审美：万圣节的小妹妹分不清是怪物扮成了姐姐，还是姐姐扮成了怪物；恋爱中的少女分不清受害是她与男友正在讨论的、叙事诗里的公爵夫人，还是她自己。
为不幸的人哀悼，并不是阿特伍德的愿想，聪明的作家会注意把自己同政论家区分开来，在他们这里，模棱两可、走神以至空白，都是内在于写作――这种具有硬性、永久特质的行为――的一部分。比如勒克雷齐奥，他在《看不见的大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11月版）中，把太平洋上的瓦努阿图还原为一个干净的存在，一个曾经接纳他的来访的静态的地方，关于殖民、奴隶贩运和流放的记述没有聚成控诉的炮火，而是作为岛国已体验过的一段命运，一页已翻过去的、不起波澜的风云，一座死火山。文字只能承担它所能承担的那些作用，承担不起的，宁愿留出空白，旅行家勒克雷齐奥就是这样做的。我有时怀疑他的难度不足，他的书写不给头脑输入营养，却不声不响地为它扫出一块空地。
我就是在这种跌宕起伏的阅读里捱过异象渐多的日子――飞涨的生活成本，关于末日的种种猜想，以及人类的头头脑脑们拍桌子跺脚的所谓峰会――终于相信，对作家而言，写作是他们享受幸存的手段，是对末日恐惧的克服。友人告诉说，看了蛾蛹的故事后忍不住流泪，而此时的我正在纳博科夫的书写中沉湎：这真是个书写记忆的天才：假如说心有戚戚是同作者之间一种投桃报李的情感互动，那么我就像路过磁针的小铁屑一样，是被生生拽进了作者的回忆城堡。《说吧，记忆》（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4月版）哪里是在追述往事，那是一件灵巧精致的记忆按摩器，贴着不连贯的、却又始终在为我们的尘世体验灌注内心生活的感官，输送无法用词语表达的、碎片状的思想。是的，记忆揭示的事实常常比事实更真，就像孩子总是比大人聪明一样。
《洛丽塔》里亨伯特・亨伯特说：“我是个有着令人激动的不完整记忆的谋杀犯”，这何尝不是纳博科夫本人的写照？当他将那些碎片记忆信手拼合起来，我们可以撇开“回忆录”三字连带的那些固有的要求。《说吧，记忆》里几乎没有任何“有用”的信息，你至多能见到十月革命前俄罗斯的二三事，认识一个一晚上用四种语言说梦话的家庭，得知老纳在巴黎遇见乔伊斯的一点细节，加上零碎的几段有关植物学和昆虫学的知识――你几乎一无所得，没有故事，没有关于写《洛丽塔》、《微暗的火》、《普宁》、《阿达》或其他任何小说的半点线索。你所获得的只是20世纪的一篇最杰出的散文，纳博科夫将那原本只是略有趣味的生活原料织造成了八面玲珑的艺术品。
很少有一本书，能够像《说吧，记忆》那样让我如此靡费时日地沉浸在阅读与联想之中。它的智慧含量太高，而且拥有一个人们可以企盼的最熨帖的译本：“守夜的玻璃物品在架子上微微颤动”，“夏季自由的实质――不用上学的非城市生活――在我的脑子里一直和畅通的减音器排放在长长的公路上的那引擎任性的轰鸣联系在一起。”瓦尔特・本雅明说过：“只有性格比较软弱和精神比较散漫的人才能从完整中获得无与伦比的快感，感觉到他们因此而重获生命。”纳博科夫传输给我的，正是用精准的词汇和语法拼缀碎片的快感，它来自一个过程，而非仅仅是结果的完整。我想起在初级学校习写描红簿时，把簿子上的一组红字“日月甲电用”解释成“每日每月都有甲等的电可以用”，把“四匹出叫收”解释成“四匹马出门叫：‘收粮食了，收粮食了！’”――这连贯的回忆里是不是也有想象的拼贴呢？在回忆时，我的身份也在追述者和虚构者-小说家之间摆荡。
在碎片化的记忆的两极，一头站着小说家纳博科夫，另一头站着理论家让-鲍德里亚。他的文字是在色彩斑斓的世界上爬梳出的干涸的沟壑，而人，从《说吧，记忆》中鲜活的面貌里抽象出来，变成了世界网络的一个个无个性的终端。五卷《冷记忆》（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3月版）的日期跨二十五年，鲍德里亚的后现代主义恐惧症也一卷深似一卷。纳博科夫说：“知道自己知道的才是人类，就这一点而言，这个人类生灵距离猴子就比较远了，至少比猴子距离变形虫要远得多。”而鲍德里亚反问：这种进化将持续到哪个阶段呢？这种意识的纹心结构会到何种程度呢？“我们已经处于一种四维的意识中（前三种是表现的维度）。将会有一种五维、六维、七维的意识吗？谁会知道意识知道自己知道呢？”假如它们要保有意义，就需要用想象去粘连并激活它们。
奇特的是，迷恋纳博科夫的我也能享受鲍德里亚这种近乎虚无的态度。我接受他的训诲：记忆的确是冷冷的碎片；在经验之“热”过了以后，人带着记忆苟活下来，甚至最欢愉的回忆，也会随着时间而稀薄。那些业已改变或正在改变世界运行方式的东西――生化武器、战俘营、党派民主、网络广告、摄像探头、数码DV、移动通讯工具――不能给鲍德里亚带来任何值得乐观的印象，世界依然被他仇视的各个系统、各个网络（资本主义、自由人道主义、伪民主、批判理性……）所控制，连过往建立的理论都被他丢弃，或者就地打碎了在手中把玩：“形式本身以其自己的逻辑攻击系统……碎片化是摧毁完整性的方案、与空无和消失相遇的欲望的产物。”断片成了他唯一的写作形式，一卷比一卷冷，他在50岁那年开始书写的《冷记忆I》的开篇就留下了这样的题记：“你剩余生命的第一天”，宣告了生活的停止，只剩下自焚一般的书写动作。
本该用以享受幸存的写作，鲍德里亚用它来结束生活。他放弃了作为一个有识之士、领袖级社会学家和哲学家而写作，然而这些文字里爆发的智识担当，却惊人地覆盖了一个公共知识分子可能有所担当的一切领域。我无法概述鲍德里亚的文本，他真的沉入了另一个世界，我在其中的旅行从一开始就如同迷失一样，彷徨，游弋，因为在那里，艺术、政治和历史作为可信的现实已经消失，而鲍德里亚本人只是站在远处，没有表情，拒绝当一名导游或旅伴。
也许所有优秀的作家都或多或少参透了向死而生的道理吧。在这个下一颗冰雹都会让人惊呼“末日！”的年份里，我被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冷记忆》围困，享受着冰冷的思辨的快意。鲍德里亚仿佛看到了末世，而一位像纳博科夫这样的作家提醒我们，人还是那么重要，因为人能处理自己的记忆，人能书写，能靠有滋有味地料理记忆而活着。年近七旬的勒克雷齐奥仍然质朴而快乐，三九天穿着凉鞋登上北京大学的演讲台，孩子似的无邪。看到这条消息时我想：还有这样的人活在世上，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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